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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 mE Buzz’

分类:【Muzik】

 
 

嗡嗡

作为上帝的使者,

 嗡嗡来到人间的目的

就是专门指出我是一个多么无可救要的混蛋的。

我想我在与嗡嗡一起,

创作人间童话,

这听起来象是某种一钱不值的行为艺术,

但我就是如此,

象吃了嗡嗡下的某种迷药。

是的,她是我的奇迹, 是我的虫子,

她与我一起蠕动,一起呼吸,

一起忘记自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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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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啦啦啦lost in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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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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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麻子献给党中央之似水流年》

分类:【乱翻书】

 

似水流年- -

                                      

似水流年

李麻子年表:

  1976,毛死;5年后,麻生。
  1980年代,据说白衣飘飘;天真无邪。
  1990,祖国清静了;小学四年级,不谙世事,憎恨班主任与体育老师,人格已现分裂苗头。
  世纪末,诺查丹玛斯预言失败,党组织稳过千年;入大学深造鸟语。
  2002,中国足球队世界杯惨败;麻曰:“关我屁事!”

【VS.王二】

  一定有人注意到了,题目和年表与王小波的同名小说很相似,于是我有必要解释一下。
  第一,王小波是名人,我不能随便就说他是模仿,当然,说了也没有几个人相信,再说一个人变成神过后,这些话听起来很是大逆不道。第二,不能用王小波已不在人世来证明他无法模仿李麻子的文章,我们这个国家的人民很有些本事,东西不论好坏死活,只要会炒,坏的炒好好的炒坏活的炒死死的炒活。前几天,一位卖打口的朋友就告诉我,有人问他柯特·科本怎么还不出新专辑。
  不过话说回来,就算王小波真的是在模仿我,我也不会计较。我很喜欢这小子的文字,很玄乎,绕过来绕过去,可以将一些相当危险的东西包裹得严严实实,就像《红拂夜奔》中李卫公年轻时做的那样,“领导上不准大家证费尔马定理,他证出来后,不把它写进春宫,又往哪里写?”连鲁莽的鲁迅都讲过,斗争也要讲策略。尤其是我们这些老百姓,手无寸铁,不容易搞到老美的签证。
  熟悉历史的读者会发现,本书(众所周知,现在的书要不了多少字数。)叙事风格受到法国史学大师费尔南·布罗代尔的杰出著作《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影响,更像历史书而不太像一部小说。这正是作者的本意。假如本书有怪诞的地方,则非作者有意为之,而是历史的本来面貌。
  上面这一段,也不是王小波的错。
  当然,李麻子还得到了《毛泽东选集》的某些真传,怪诞部分远非王二所能及。
  以下的故事全部发生在Z国的西部。Z国不是中国,中国是C国,China,希望大家不要胡乱猜疑。
文中有一位极度变态的老师姓王,目的是为了报复王小波将龟头血肿姓李的缘故,与李麻子中学时的一位叫王忠林的老师无关。
2002年7月,我开始了《似水流年》的写作。

第一章

  时间:1981年5月27日。地点:K镇。人物:李麻子。事件起因:李麻子父亲有精子,李麻子母亲有卵子。事件经过:李麻子父亲的精子结合了李麻子母亲的卵子。事件结果:李麻子诞生。
  插:以上这一段绝非可有可无,它源于作者的高瞻远瞩。我的这篇东西是情节文字,也就是大家熟知的记叙文。既然是记叙文,那么只要我写得足够符合政策,就有可能选入中学语文教材;既然有可能选入中学语文教材,那么老师就有可能让学生分析该文;既然老师有可能让学生分析该文,那么学生就有可能被问到记叙文三要素之类的问题。为了响应减负的号召——这是党的号召,我为学生着想,在写的时候就把答案尽量总结出来。在我看来,现今学生厌恶语文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出在作家身上,因为这些狗日的写出的文章深奥艰涩,朗读时都相当拗口,更不要说背诵,背诵下来还要填空,填空完了还要回答问题。作者也是过来人,知道其中的毒辣之处,直到今天,只要一听到诸如“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这样该死的句子都要浑身发抖。
  本着“三个代表”的责任心,我于是提倡“领渡写作”,要求作者站在老师和学生的立场写作,将重点部分单独成段(最好是在第一段)。这样既避免了教语文的秉烛夜勾,有利于假期补课时用最小成本换取最大收益,也杜绝了学语文的在书上乱勾乱划,造成课本的脏乱差,让人看不顺眼。当然,不同的文体有不同的要求,希望作者在下笔之前向出题人咨询清楚,如出题人意见有分歧,以高考出题人为准。
  这不是笑料,高考不是儿戏,它关系着一个人的终生命运,为文要三思。
  回到我这篇文字上来。作为记叙文,时间地点之类只是最基本的问题,还有很多命题点都需要下功夫,诸如段落大意、中心思想等。不过,办法已经有了,我虽然对自己文章的段落大意中心思想把握得不太准,但可以买几盒脑白金送给我以前的中学校长,请他一代举手之劳,他是语文特级教师,即此中高手。
  K镇是笔者虚构的一个川西小镇,如有雷同,绝不可能。
  据1988年版县志“大事记述”载:

  一九八一年三月三十日,县司法机关对张坤执冤案予以平反纠正。(一九七○年八月十九日,经省革委人民保卫组批准,张以撕毁毛主席像和语录,擅改《十六条》一案,被判处死刑。一九八○年经复查,认为事实存在,但未构成反革命罪,应宣告无罪,做好善后工作。)
  一九八一年七月二十四日二十二时四十三分,县境偏西北方向出现星状物,光度同亮星,绕中心极缓慢旋进,呈螺旋形,头若鳝鱼,颈部由不连续光点组成,尾部旋臂环绕约三至四圈,呈淡蓝色,经过县境约十二分钟左右,距地高度约四至五公里,螺旋状前进至后山隐没。

  3月30日和7月24日连线的中点恰好是5月27日,李麻子出生在这天,注定不凡。
  李麻子生在农村。
  又插:非要强调李麻子生在农村不可,就说明这点很重要。我们这个国家只有两类人,农民和非农民。学术上的意见是两种户口,农村户口与城市户口,简称农与非。千万不要搞混。农村人有自己的土地,我国地少人多,土地只可以一部分人拥有,所以要严格控制农村人口数量。现在,很多城市人都梦想迁往农村,天天享受“农家乐”,但国家的政策还是明白的,论功行赏,不当炮灰者没有土地,也没有发金光的农村户口。不过,户口的严格区分也造成了一点点坏处,城市人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嫉妒逐渐转化成厌恶,开始嘲笑农民。久而久之,他们的嘴巴就愈变愈尖,让城市的空气中老是聚集着一股股挥之不去的狐狸臊味。还好,城市人比较老实,“城市起义”这种说法,在中国听起来实在别扭得很。
  可是,88年版县志“人口志”“第五章管理”“第一节户政”中却这样写道:“在处理户口迁移时,要贯彻控制市镇人口的方针:从农村迁市镇(含矿区、林区),由农业人口转非农业人口,要严加控制;从镇迁市,从小市迁大市,应适当控制;由市镇迁往农村,由大市迁往小市,属正当迁移。”我大胆猜测,小心怀疑,认定仅仅是印刷时印反了而已。
  李麻子家有两个邻居:左边是一家氮肥厂,右边是刘军娃的家。氮肥厂是李麻子的理想主义襁褓。该厂一年四季都是一片白茫茫,烟囱里出的烟是白的,染白了乌云也染白了天;排水道出的水也是白的,染白了绿藻也染白了河川。最白的当数死鱼的眼睛,镶嵌在漂流而下的身体上边,可比最性感的月亮。但是也有不服的,比如麻雀,比如青蛙,老是争着比赛翻白眼,自以为能赛过水里的鱼,哪知道这些东西翻了白眼过后却招引来无数蚂蚁苍蝇,眼珠子比玛利莲·曼森的还要五彩缤纷,吓死人,一点也不像月亮。更万恶的是,时不时有个把人也要掺和进来,又不是阮籍,非要在马路中间翻起白眼,然后身上被川西土耗子爬满。
  为什么这么凄惨的画面会是李麻子的理想主义襁褓呢?难道李麻子从小就玩视觉系?不,都是因为白色。白色,众所周知,是纯洁无暇的颜色,是莲花。从古至今,无数的道德标兵都喜欢白色,四川外语学院的办公大楼也是白色。所以,被白色包围的李麻子自然耳濡目染,心里不断泛起阵阵美好的理想浪花。不过,因为年幼无知,李麻子不知道汉语言的玄妙之处,同是白色,用在不同的地方就会出现迥然相异的意义,比如中国人的头发是黑色,张君的良心是黑色,就是两码事。当然,也存在模棱两可的时候,比如国旗上的星星是黄色,淫秽书籍是黄色。所以学习汉语马虎不得,用词不当很可能招来杀身之祸。中国话总是这样绕来绕去,不同的意思非要搅在一起,说的人费劲听的人也费劲。这样外国人很可能认为我们没有条理,思维混乱;但我们自己清楚,并不是这么回事情。
  李麻子是理想主义者,现在还活着,似乎有些矛盾。严格地说,李麻子只能算半个理想主义者,另外一半逃出泥潭的原因就在于邻居刘军娃。每当李麻子沉浸在烟囱流水纯洁的幻想中不能自拔时,刘军娃的哭声就会准时响起,震天。隔壁的院子里,刘军娃她妈江大娘伴着竹条抽在空中的呼呼声大骂:“老子不晓得上辈子造了啥子孽了,生了你这个挨刀宰脑壳的,妈的个屄。”这个时候,不管多么擅长做梦的人都会立刻回到人间,因为就算你会在别人的苦难面前转过身去,也不会在自己即将遭殃的时候无动于衷。李麻子当时的处境就是这样,刘军娃家的鸡狗都分别飞跳过院墙,在他家的院子里引起了一片混乱。刘军娃家的公狗睡了李麻子家公狗的老相好,容易惹出事端。
  李麻子经常见识江大娘的恐怖主义,渐渐看清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不过,虽然李麻子生活在恐怖主义的语境下,但并没有想要搞圣战,这点又要感谢刘军娃。刘军娃这小子天生一副贱相,本事相当了得,就算被打得皮开肉绽,第二天也照样笑嘻嘻地跑到镇电影院里面的街机厅打街头霸王。经这么一消解,李麻子心中这件人世间最恐怖的事也显得有人气多了,一点也不像现在某些人,莫名其妙地消失得无影无踪,尤其是儿童节前后,许多人就像是在为没有“大人节”怄气似的,突然就不见了,鬼魂一般,这就没有一点人气。
  1981年对刘军娃来说也有一件大事发生:可容1009人的镇电影院建成。电影院本身对他来说并不重要,但没有电影院,就不会有几年后电影院里面的街机厅,自然街头霸王就无从谈起,若干年之后,他也不会成为格斗之王的高手。

 

  对以上文字,小刺同志认为消解的力量不应该浪费,希望能写得更有气势。我的检讨是这样的:在写之前的构思中,我的想法是每一段都要有反讽戏谑等消解手段的出现,觉得这样会得到快感。后来发现这样写丧失了节奏,重音不见了。再后来还是认为应该更加回到人的内心,叩问人性。“除了王八蛋,更加可恨的东西还很多”,很对,我也想了很多。然而直到刚才下笔之前我才意识到,成为大师不是我的目标,只有管他的,先写了再说。至于气势,我想大家不应该将我的写作水平高估,本人姓李,虽然是非常著名的李泽厚先生的李,但满分150的语文考试很难得上一次三位数,对古文更是一窍不通,下学期还要补考古诗文。
  李敖在《十三年和十三月》里谈到了他的低调斗争。我也曾思考过积极的批判与消极的不合作,然而是写不出那样的文章来的。身边发生的每件事似乎都在提醒我人世的复杂性。我当然希望有蔡元培傅斯年这样的老师,但也无法理直地断言——“缺乏营养与气魄,是……的必然结果,这个责任,要由上一代来负”。我更不是“勇士”,我深深意识到了卑微与无力,能够祈祷的,无非是希望自己会有“十三年的沉思”,会独立思考而已。
  说到人世的复杂,很多事是我不能理解的。有一次,一位熟人讲了一个笑话,周恩来的新鞋裂条口那个段子。我一听是这么老掉牙的东西,就没有笑。可他见我没有反应,直说我死读书,缺乏幽默感。还有一次,我去买盗版软件时遇到一位买WPS的人,老板问他为什么不用Office,他居然理直气壮地说自己爱国。我没有问他买盗版与爱国的关系,因为我知道,任何立场都是不可动摇的。
  李敖的另一篇文章《由不自由的自由到自由的不自由》中引用了斯宾塞的话:“没有人能完全自由,除非所有人完全自由;没有人能完全道德,除非所有人完全道德;没有人能完全快乐,除非所有人完全快乐。”持这种立场,也是不可动摇的。所以,李敖在中央台《海峡两岸》中说的那些我不喜欢的话,还是不可动摇的。
  前面说到刘军娃他妈的凶残,其实不算什么。刘军娃他爸要是打起他来,那才叫天崩地裂。李麻子一辈子也忘不了他刘叔拿起烧红的火钳往刘军娃手臂上戳的情形。刘军娃他爸不管任何场合,只要想打刘军娃了,顺手拿起身边的东西就打过去,菜刀也不例外。前几天,我在一部名叫《数码宝贝》的日本动画片里看到了同样的事,不同的仅仅在于,那只是个搞笑段落。
  李麻子曾经问过刘军娃,你爸妈那样对你,为什么不离家出走?当时只有小学三年级的刘军娃回答说,他们把我辛辛苦苦养大,给我吃穿,我不应该不听话,挨打还是我不对。李麻子听了马上就想到自家院子里的那条狗,恍然大悟,原来长着凶猛阳具的看门狗在自己的百般拳脚之下显不出兽性,不知道反击还直摇尾巴,是因为每天都给它吃大排骨的缘故!写到这里,我想起了一本很有名的书,《我向总理说实话》,也许不应该想到,但我的确想到了,不知道为什么。
  李麻子从小看到了很多诸如刘军娃他爸妈这类的落后事物,就认为农村是一个落后的地方,一定要离开那里,长大后要到城市里去学习和生活。他认为城市里的人相当了不起,穿着体面,懂礼貌,有文化。很多年以后李麻子读了一本书,更加坚定了这种认识。这本书叫做《上海宝贝》,书中提到了一大串有学问的东西:尼采、弗洛伊德、杜拉斯、凯鲁亚克、维瓦尔弟、披头士、《天生杀人狂》、《泰坦尼克号》、刘德华、布鲁斯南、达利、马蒂斯、ob卫生棉、资生堂爽肤水、Ck内裤、乔丹、巩俐……李麻子于是觉得自己相当无知和肤浅,一定要向卫慧大姐学习,要像卫慧大姐那样博学。从那以后,李麻子不再背诵语文课要求的“唐宋八大家是……”,改为背诵“基耶斯洛夫斯基的三部曲是……”。经过几年努力,李麻子今天已能够背出很多一般大学生没有听过的名字了,能够完全看懂卫慧大姐的书了,感到相当自豪。他发现下铺的同班同学还在汗流浃背地背诵“梁静茹的新专辑是……”,觉得别人相当庸俗,遂鄙视不已。
  作者我本人也看过《上海宝贝》,对书中一段描写音乐的段落相当喜欢,觉得无人出其右。原文是这样的:“我看到我喜欢的DJ香港人Christophe Lee正在DJ台上,他也看到了我,冲我做了个鬼脸,音乐是House和Trip-Hop,都是酷毙的工业舞曲,如暗火狂烧,钝刀割肉,越跳越高兴,越跳越爽,直跳到人间蒸发,直到大脑小脑一起震颠的地步才是最高境界。”
  由此可见,作者的音乐水准相当低。
  另外,还要交代一点,李麻子和刘军娃因为是邻居,所以是好朋友。虽然这种因果关系对现在的城市人来说相当不可思议。

 

  李麻子出生在西部一农村,从小就知道了很多不寻常的故事。李麻子邻居是刘军娃,相当不听话,经常挨打。李麻子和刘军娃是好朋友,一起拥有了很开心的一段童年时光。夏天,结伴去泉凼游泳,去氮肥厂偷冰糕;冬天,一起到山上打雪仗,到田野里放鞭炮。上小学以前,他们就是这样,除了玩耍,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更要紧的事情。
实际上,这只是其中一种说法。
  另一种说法为李麻子是工人的儿子,并不是农民,父母都在前面提到的那个氮肥厂里工作,有无数的下岗工人可以作证。冯老牛(此人是公认的牛脾气,得罪不少领导,导致在先锋队阶级里待了几十年只有一个狭小单间可住)就说,李麻子父亲那年为了不影响李麻子以后的前途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开会那天我在,就在厂礼堂,不会错。
看来,李麻子出生在工人家庭。
  对作者我来说,这倒不是什么了不得的问题,不管花开多少头反正要表一枝。写农民虽然可以时常描写美丽的大自然,但随着人物的成长就不好办了。我写小说没有事先和上面沟通,最好不要提到各种规定、证件与费用,更不要碰触法律。农村就是很恼火,刁民多,非要国家花大力气去管理,搞得我们写作都不方便。还好,去年8月27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假如媒体缺席……》:“一种让媒体公正介入的秩序,一种让公众了解社会真相的秩序。这个秩序让社会具有更完善的自我修复机制,表明公民的知情权已受到重视,这无疑意味着社会进步。”所以,大家坚持订阅《人民日报》,也不用我来描绘自给自足的农村了。
  有人会说,工人一样的不好写,镰刀和斧头本是同根生,工农联盟是不可分割的基础,大家都一样的伟大。还是让《人民日报》来写?我说不是我想这样写,李麻子虽然姓李(原谅我一再提到这个伟大的姓氏),与八十年代末一位政坛风云人物同姓,但毕竟不是他的儿子,不用为高昂的学费不安,能够轻易地用power赚取到money。我又不是投胎处处长,不能随便选择李麻子的成分,是红色出身就是红色出身,就算你来一千个遇罗克也不能歪曲这份光荣。
据《现代英汉词典》解释,power是能力、体力、智力的意思,即本事。
  实事求是,李麻子小时候在氮肥厂家属区生活,在那里读了幼儿园——如果在农村的话,就不会读——和很多同是厂里的小朋友玩耍。李麻子回想以前幼儿园的事情时已不大记得什么,只有两件事印象特别深。一件是小班的一位小朋友在池子边玩耍时掉了下去。因为没有受伤更没有死人,它本身并没有值得被记住的地方,李麻子印象深主要是以前他表弟经常掉到池子里去的缘故。另一件是幼儿园隔壁的一位叔叔被很多警察押上警车带走。当时的李麻子从来没有见过坏人,只知道警察叔叔是好人,被警察叔叔带走的肯定就是坏人了,便认定那位叔叔是个无恶不作的大坏蛋,丢了厂里的脸。然而,现在的他已经不这么想了。
  前几天李麻子和一位很漂亮的老乡吃饭,席间她说她小时候也在同一所幼儿园上学,而且和李麻子同一班。李麻子相当惊讶,可是绞尽脑汁也没有想起幼儿园的同学里有一位长得很好看的女生,而且身高1米65左右,扎着小辫戴着墨镜。李麻子于是觉得,一个人只要记不得这样的人或事,就算记得10个小朋友掉进池子里100个大坏蛋也是没有一点用处的。就会像作者的人生一样,注定充满着遗憾。
  说到遗憾,是没有人能逃得掉的。我写这一节的时间是在2002年8月底和9月上旬,历史上的这段时间也发生了很多遗憾的事情。比如去年,中国加入世贸,北京申奥成功,普天同庆的一年,2001年。
  8月底,廖亦武为他的《中国底层访谈录》写了篇祭文。《纸上的良知》提到了《南方周末》、《东方》、《方法》、《书屋》。只能谈“历史”、谈“外国”、谈“基督”和“尼采”、谈“奥斯维辛”,是遗憾的。
比如前年,新世纪的第一年,奢华与兴奋的一年,2000年。
  9月1日,上海《新民晚报》报道:“从现在起到9月底,本市警方将出动100台巡察车辆,用于收容在街头的流浪、乞讨、露宿、卖艺等外来‘三无’盲流人员,以维护本市的治安稳定和国庆期间的良好社会秩序。”出身不好,“外来”,是遗憾的。
  医生告诉我,如果想让某些地方不疼痛,就不要喝酒,早睡早起,开心一点。这倒不是什么遗憾,在现实面前,我已经愈发乖觉了。
  去年9月11日,大洋彼岸很多人突然死于恐怖之中。个体的生命在很多东西面前总是显得一文不值。生命,一名美国前卫音乐家和一位巴西贫民窟的孩子是一样的,海德格尔的死并不比我家门口卖废旧书老大爷的死高尚多少。然而,荒谬的还在于人性莫名其妙的某一面。星期三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课上,那位自称讲课有激情的善于用经济的眼光看问题的邓小平理论的坚定捍卫者老师说虽然911打得好,但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的话,世界都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她还说,我们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归根结底还是要得出一个结论,社会主义必然会战胜资本主义。
  秦晖先生说,要说资本主义有什么好处(或许是惟一的好处),我认为它允许每个人都拥有理想。郁达夫有篇文章叫《我的梦,我的青春!》,我愿意借用一下说有梦的人才有青春。换句话的意思就是,打死我我也不愿意去南街村生活,哪怕丰衣足食一辈子。
  愿上帝保佑。
  保佑生命,保佑理想。


  据某些小报告反应,有人认为作者我不老实,愚弄读者,第一节说李麻子是农民,第三节就变成了工人,朝令夕改,有瞎编乱造的嫌疑,更有拿群众的时间当实验品的嫌疑。这种观点不值一驳。我只举一个例子:湖北省潜江市浩口镇新什么不认识那个字村有一个村委会主任何先贵,他自1999年经村民直选担任村主任以来,被4次免去该职务,又5次复职。他说:“上面说复职,就复职,说免职,就免职,跟捏面筋一样。”
  由此可见,朝令夕改并不是不好,而是需要作一番诠释。虽然历史只是一小撮人所书写,但俗话说书是死的人是活的,每个人长的都不是猪脑。罗兰·巴特之流就主张让读者自由的创造意义,即不管说什么写什么做什么,关键是看如何诠释。上个世纪一位牛逼的德国人就对上上个世纪一位牛逼的法国人的朝令夕改作出了精彩的诠释,他认为他,“任何时候都能保持一种不恭敬的立场”,“宣告他作为一名自己支配自己的文人的自由”,“这使他在某些方面看上去卓然立于周围的文学活动之上”。而日月如梭光阴似剑后的今天,却注定只能是一个悲剧的时代,本雅明早已死翘翘,我对着镜子看了半天也终于确认镜中人不是波德莱尔,他没有这么帅。
  朝令夕改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人间因此充满了不确定性,变得生动活泼,栩栩如生。当一个人不知道下一步即将发生什么的时候,他对生活是向往的。假如一个东西老是那样,不管遇到谁都是一个面孔,就没有多大意思。比如某些国家的法律,显得死板呆滞。按中国人的说法就是死脑筋、牛脾气、政治觉悟低、不会做人等等。
  “上面说复职,就复职,说免职,就免职,跟捏面筋一样。”这是个好比喻。笔者很欣赏有想象力的比喻。比如老外比喻鸡巴脑袋,有acorn(橡子)、bell-end(钟顶)、helmet(头盔)、konb(把手)等;比喻整个鸡巴,有pollaxe(短柄战斧)、sword(剑)、dill(酱黄瓜)、one-eyed trouser snake(裤内独眼蛇)等;比喻女人的鸡巴,有slit(裂缝)、muff(暖手筒)、biter(咬人的东西)、fig(无花果)等;比喻鸡巴和女人的鸡巴一起工作,有ride(骑)、cover(大型动物的交配)、screw(拧紧螺钉)、know(知道)等。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大卫·鲍伊同志还发明了Wham Bang Thank You Ma’am,叫做闪电性交。(不知道这个八卦有没有误传,因为后来我发现查尔斯·明古斯也有一首曲子叫这个名字。)以前还有一种说法Flying Pasty,意思是“将大便包在纸里从墙上方扔到邻居家”。这些,都是很好的比喻,也可以让人间变得生动活泼,栩栩如生。
  比喻虽好,但也不是人人都能驾御自如的,坏比喻能把世界搞得很郁闷。我就没有很好的比喻才华,容易落入俗套。比如下面这件事:公元2002年8月17日晚上,湖北省监利县红城乡财政所要决定哪些人上岗哪些人轮岗,他们想出的办法是抓阄,抓到上岗就上岗抓到轮岗就轮岗。这本来是很好的材料,我却将其比作好像过家家一样。这当然是我缺乏想象力,一下子世界就没有了活力,变得郁闷起来。
  这不是我的错,决不忏悔。也不要质疑“生动活泼,栩栩如生”有什么问题,上面批准了的,可以这样用。
李麻子虽然在氮肥厂读了幼儿园,但还是会和刘军娃成为好朋友。李麻子和刘军娃在同一年就读了镇中心小学的学前班,既而前后桌(因为此班都是男生和女生同桌,两个男生靠得最近也只有前后桌,一点也不像现在某些学校为防止早恋不仅男女不同桌外,还实行男女分班,所以,当时的思想意识相当落后),既而认识,既而打得火热,成了好朋友。
  刘军娃的同桌是一位留着长辫长得很可爱的女生。李麻子非常羡慕,经常找各种理由和刘军娃换位置。刘军娃这方面反应迟钝,不知道李麻子打的什么主意,还以为是为了他好。李麻子和那位女生坐在同一根长木凳上,趴在同一张坑坑洼洼的课桌上,折手枪,剪窗花,写字画画,做游戏,等等,无比快乐。
  那位女生叫曾红芳,家住三大队,离刘军娃家不远。所以李麻子常常以和刘军娃一起回家的名义和曾红芳一起回家,也常常以找刘军娃玩的名义去找曾红芳玩。总之,那年头,李麻子和曾红芳经常在一起。而那段时间也很可能是李麻子有生之年唯一对学校充满好感的日子。
  李麻子有时没能和刘军娃换位,就坐他们前面,把身子转过去和曾红芳说话。在反复的转身过程中,李麻子发现了一个秘密。他发现曾红芳坐在位置上,两腿是张开的。于是在夏天,细心的同学就会发现李麻子的铅笔橡皮擦之类的小东西经常往地上掉,而且是往后掉。李麻子自己当然心知肚明,他有止不住的欲望想看曾红芳的内裤。他想看,又不敢直接说出来——李麻子就读的学前班没有弗洛伊德这样的和事佬出来打圆场,说出来前途就危险了——就只好另外想办法。但李麻子坚持认为,他和曾红芳很好,如果他要求的话,她一定会答应的。
  十四年后,还是一个夏天,李麻子在县城下岗一条街遇见了正在摆地摊的曾红芳。她已经长变了,变得李麻子差点就认不出来了。她没有了辫子,人也瘦了。她黧黑的脸上居然有了不深的皱纹,而额头上面被汗珠浸湿的,分明就是一缕白发。当然,这不奇怪,俗话说得好,女大十八变。
  徒弟王小波相当喜欢王道乾先生译的杜拉斯的《情人》,开头一段是这样的:“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主动介绍自己,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我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为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
  李麻子当时也看着曾红芳那备受摧残的面容,却一点也爱不起来。他不明白曾经那个可爱的女孩怎么就这样无声息地消失了。那天,曾红芳斜挎一大帆布包,动作泼辣,整理着身旁无数的衣架。衣架上挂满了各式各样的女人内裤。李麻子扫了一眼,顿时感到一种说不出的苦涩,心里没有泛起哪怕一点想看的欲望。

  (注:本节所提到的两则个案全部来自Z国报纸《南方周末》,与反革命或间谍或邪不邪教无关,如造成不良影响,笔者主张撤他编辑,清他场子,关他禁闭,叉他老母。
  提高警惕,保卫祖国。
  Fuck enemies!!!)

 

             李麻子作文(一):《记一件难忘的事》

  曾红芳和刘军娃是我的好朋友,我们经常一起玩,我们经常一起做游戏。我最难忘的是卖书的游戏。
星期六下午,我和刘军娃一起去曾红芳家,路上的阳光很灿烂,不一会儿我们就到了。曾红芳有很多小人书,她拿出来放到沙发上,我们把书分类bai好,在纸片上写上数字当钱用。曾红芳当买书的,我和刘军娃当卖书的。我卖了三本《霍元甲》、两本《陈真》,一共两角五分钱。刘军娃卖了两本《李自成》、两本《林海雪原》,一共两角钱。我们假装把钱给曾红芳,曾红芳假装把书给我们。后来我当买书的,曾红芳和刘军娃当卖书的。后来刘军娃又当买书的,我和曾红芳当卖书的。我们玩得很高兴。做完卖书的游戏后,曾红芳给我们放ci带听,她给我们放孙敬修老爷爷讲故事,我很喜欢听孙敬修老爷爷讲孙悟空的故事。晚上曾红芳的妈妈留我和刘军娃吃饭,我们没有吃就回家了。
这是一件很难忘的事。

(十多年后的李麻子注:文章中的“买”应为“卖”,“卖”应为“买”。)

 

  李麻子在镇中心校读了学前班,遇到了刘军娃,爱上了曾红芳。有了友情有了爱情,他便误认为这辈子已功德圆满,死而无憾。他并不了解学前班只是人生长路上一处很小的驿站,他还没有见过更加广阔的天地,还没有读过汪国真的诗,没有听过那英唱的歌,没有看过林心如演的电视剧……完全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许许多多有趣的事情。李麻子年少无知,人生观价值观苍白,还不明白“人的一生应当这样来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要死,也要等看了张元的《江姐》才死嘛。
  而李麻子却觉得没有什么能比和刘军娃曾红芳在一起(尤其是和曾红芳)更加有趣的事了,显得相当欠揍。
  因为汪国真的书有人买,那英的歌有人听,林心如的电视剧有人看,所以李麻子的有趣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李麻子的母亲决定把他送到县上去读小学——这就意味着李麻子刘军娃曾红芳将被强行分开。李麻子母亲作出这个决定也绝非草率,是和家里各方面讨论之后拍板的。理由是李麻子小,将户口迁到县里面要容易些,(也许不是因为年纪小而是其他原因。)而且县里教育水平相对较高,李麻子的好几个亲戚包括外公外婆也都在县里。这种已经牵扯到户口的理由当然无懈可击,李麻子虽然不谙世故,但也隐隐约约觉得自己输定了,何况自己的道理是那么地站不住脚,“爱情”和“友谊”——世界上最脆弱不堪的两个理由。
  不过,也幸好李麻子当时知道妥协,不然是非常危险的。后面要讲到,刘军娃就是一死脑筋,一条路走到底,结果比李麻子混得差多了。当时李麻子还算是个中国人,知道长辈的命令要绝对服从,做个好孩子。假如那时的李麻子就喜欢乱看书,受到很多西方坏思想迷惑的话,多半连初中文凭都拿不到。众所周知,没有文凭已经是很恐怖的事情了,不像以前社会还很落后,连梁漱溟这种高中毕业生也被蔡元培请到北大去讲课。所以,现在有很多人是值得被羡慕的,他们有了事业有了房子,才发现有本书叫《麦田里的守望者》,有个词叫“在路上”,于是也可以拿出足够的资本来一次“波希米亚”,相当幸福。
  这里我需要讲一下,我写这篇小说不是为了影射什么,纯粹是为了有趣,希望各位不要上纲上线。如果有人看着别扭,我可以多解释几句。比如上面这一段,有事业有房子的人也许会认为我嘴臭,其实不是这样,大家再看深一点就明白了。我要指出,塞林格也很有钱,垮掉的一代也是中产的一代。没有钱还混个屁,你说是不是?但我写文章也不能点这么透,字写多了就像骗取稿费的。何况读者又不是白痴,早就说了嘛,这篇小说叙事风格受到的是法国史学大师费尔南·布罗代尔的杰出著作《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影响。
  实际上,现在回过头来看,李麻子随便选择哪条路都是一样的。七岁以前是人的花季,过了七岁进了小学就已经没什么意思了,在城里和在乡下都差不多,都会学魏巍杨朔吕叔湘的文章,研究某个字的第几画是什么,学雷锋,学赖宁,学徐洪刚,唱“红领巾迎着太阳,让我们荡起双桨”,歌颂四化,歌颂党,参加集会声讨美国(当然,有些地方小,没有大使馆让人排队办理去美国的手续),_________(欢迎读者踊跃参与填空),等等等等。
  值得提到的是“研究某个字的第几画是什么”。李麻子最恼火的是经常被老师问到“‘李’的第一画是什么”。他写“李”字从来都是先写“竖”后写“横”的,直到现在还是这样,老师却非要说“李”的第一画是“横”。那位老师又不姓李,好像比李麻子还有权决定这个字的笔顺似的,简直荒谬透顶。
  七岁以前是人的花季,相信很多人都不会像作者这样认为。比如有个作者很少浏览的网站有个头头叫张朝阳,他就不会同意。又比如《迷墙》中那个被圣诞老人遗弃的小平克,他也不会同意。
  被圣诞老人遗弃的孩子是不幸的。但某些地方,不仅她们的孩子被圣诞老人遗弃,她们的人民实际上已经被上帝遗弃了,“不幸”就成了一个废词。还可以让“不幸”更废的是,无数的孩子被圣诞老人遗弃得悄无声息,无数的人们被上帝遗弃得默然死去。伊朗女导演马克马巴夫就说,没有在电视上出现的事,就像没有发生过。
  被圣诞老人和上帝遗弃的人是无法选择的,就像你不能说阿富汗的妇女已经真正揭开了她们的面纱一样。伊拉克的人民似乎可以选,但你只要直面一个百分之百的人,想想他百分之百的生命最多不过几十年的话,那么他们是不能选的,况且海湾战争到现在,已经是一个青春的十年了。中国的人民似乎也可以选,但当你意识到自己脚下的土地已经拥有了五千年的文明时,你就会明白上帝老早就把我们遗弃了。而现在,每当我想起新中国成立已经有53年时,就怕得要命。有些时候看起来是几条路,实际上一条也没有,它们虽然殊途,但是同归。
  哈耶克同志的书名就起得好——“通往奴役的道路”。

  写到这里为止,李麻子来到了他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他将离开K镇,去县里读小学,正式走上了通往奴役的道路。这篇小说也将进入第二章。作为作者,我感谢大家的支持,还有些话也想在此交待。
  首先,《似水流年》是小说,不是自传。第二,香香同志贴过一个算命的网址,我算了也信了,里面说“他们就像猫一样有九条命,而且注定会在遇到磨难时派上用场”(我的星座双鱼座二)。第三,我的写作动机很简单,与颠覆什么建设什么主义什么狗屁什么没有关系,完全是因为反正活着也是活着,我又不玩传奇和CS,不找些事情来做,闷得慌。第四,如果组织上看不惯,警告我一次就可以了,我立刻停笔。(这点是对第二点的补充。)
  感谢王二的师傅们的关照,感谢开放的论坛接纳我小气的文章。
  当然,感谢徒弟王小波,希望万圣节出来喝啤酒。(他的手机号还是不是去年那个?)

 

 

【VS.假王二(按姓氏笔画)】

  妖C(王二solo):你本家李敖的东西建议还是少看为好。
  小刺同志(王二solo):我们这一拨就没赶上小喇叭,妈的郁闷。
  ××猪×(万国马桶):应该算是相当差了。
  愤先生(门下走狗):恩,是个好东东。


第二章


  无庸置疑,我和李麻子这代人在小学时期最值得骄傲的日子就是第一次戴上红领巾那天,李麻子甚至断言到死都不会忘记当天发生的事情。要讲李麻子的那天,还必须先说说李麻子外公外婆家那个院子。李麻子到县里第二小学校上小学,平时就住在隔学校一条街距离的外公外婆家。外公外婆家在一个小四合院里,瓦房,向东,外屋能很荣幸地得到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晒屁股。李麻子最喜欢天井里的四棵树:橘子树,橙子树,无花果树和桑树。如果读者有兴趣,我很愿意讲李麻子吃无花果和桑葚的故事,但既然读者没有兴趣,那就算了。
  橘子树下有一个白色的小盆子,是李麻子小便的地方。对了,忘了提前交代的是外公外婆住的这条街上只有一个公共厕所,为了不至于几十户人早上去抢占有限的蹲位,各家各户都备有屎桶尿盆,装满了再提到厕所里去倒掉。这类事情总是不好叙述,经历过那种日子的人自然明白那种感觉,没有经历过的人再怎么想象也无法体会。这当然不是什么遗憾,每家都有厕所肯定好过一条街一个。不过,谁想体验当时的生活也不难,买一个大木桶放在卧室里既不贵也占不了多大地方,又不是回到唐朝,不管是购置电声乐器还是请功夫好的刀手去势,都得花不少的银子,而且,还要谨防文化部和尿路感染。
  李麻子当时知道中国有上千年的吃喝文化,满汉全席就是其中最灿烂的一颗明珠。(现在我们都知道,二十世纪末的中国人将其发扬得更加让老外无地自容,有个知识分子比喻的是“恐龙胃”“物理人生”,他说得不对,太悲观,明显是自己吃不到。)他就经常思考全天下的人是否都是同样的拉撒文化,是否都像他一样,在橘子树下的盆子里撒尿,在屋子后面的木桶里拉屎,把小舅粗糙的稿笺纸使劲揉软擦屁股,然后外婆将桶提到街口的公共厕所去倒掉。不过李麻子思考了很久也没有想出个名堂,只好无所事事地立在公共厕所的大粪坑旁看捞粪的人穿着长桶靴下到坑里去捞粪。和李麻子不同的是,关于拉撒文化我比他懂得多,我知道有些地方有倒桶人,他们每天早上挨家挨户的收,并不需要下到坑里去捞,比如1967年重庆解放碑的一条小巷里就是这样。
  读过刘小枫《知识分子的“猫步”》这篇文章的人都知道,那年夏天的一个清晨这条小巷里死了一个倒桶人。那年头,死人是不奇怪的,但倒桶人是个很另类的职业,所以容易被大家记住。古往今来,同一类事做的人越多,做这类事的人就越不易出名。不信你看,中国那么多人都在努力,又有几个能成赖昌星?
  回到李麻子第一次戴上红领巾那天。中午放学,李麻子满脸笑容一路小跑离开学校——因为加入了少先队,所以有笑容;因为尿急,所以小跑——跌跌撞撞地冲进院门,气喘吁吁地站在橘子树下,背上的书包滑到了屁股上也不去管,拉下裤子(松紧裤子,没有拉链)就开始尿。这时,外婆从屋里出来,看见李麻子脖上的红领巾,显得很高兴,顺口就表扬了李麻子几句,还教育他是个红领巾就应该听老师家长的话了,就不要像以前那样贪玩好耍,要好好学习,考100分。最后,外婆还不忘提醒:“靠近一点,不要把尿撒到盆子外面了。”
  李麻子站在天井里的橘子树旁,戴着红领巾,一只手叉腰,一只手掌控小鸡鸡撒尿。然而,他没有在乎尿滴在盆子里的背景音效,脑子里老是盘旋着上午在学校里见到的事。这时,镜头就应该移到李麻子的脸部,然后前推,眼睛的特写,推,进入眼睛,落幅,过渡(滴答声淡出音乐淡入),起幅,拉,从眼睛拉出,再拉,敬礼的李麻子,拉,场景转换到上午的宣誓仪式,拉,一直拉到大全景,密密麻麻全是举着右手的少先队员向着五星红旗敬礼,音乐结束,字幕淡入。需要说明的只是,这段记录片如果是个中国人拍的,音乐为钢琴降B调从55113366到3563321671,字幕是“少先队员是我们骄傲的名称!”;而如果是个老外拍的,音乐就该改成电吉他电贝司伴以风笛唢呐等乱吹和铝锅铁盆等乱打以及一更年期男人乱吼,字幕也应变为“红领巾下的蛋!”。
  中国摄影师还可以顺便拍拍校长的微笑和蓝蓝的天空,老外摄影师也可以顺便拍拍破烂的教室和蓝蓝的天空上的一小团乌云。但如果要拍人的话,中国摄影师就要辛苦些了,老外又不用仰拍。当然,八十年代后期,镜头语言还不是那么重要,拍下来就行了嘛,管他那么多作甚?
  李麻子当时没有看到有人拍东西,但这并不是没有间谍存在的证据,因为李麻子的注意力完全被引向了另一样事物。李麻子站在第二排的中间,举着弯曲得几乎塌下来的右手,正在虔诚地叫着誓词,突然用余光瞅到左边一位矮小女同学的腋窝里有一片黑黑的什么东西。李麻子于是被好奇心驱使,完全被动地将头向左偏去。这一看,李麻子彻底惊呆了,他看到那女生长了很多的腋毛!小学一年级啊,而且是个女生,换成谁也会被震住的。
  我在前面说过,李麻子断言到死都不会忘记第一次戴上红领巾那天发生的事情。仔细分析,是有这个可能性的。那黑黑的腋毛完全有理由像有着黑珍珠质地的流苏一般烙在他的心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李麻子的无知,也许就是从腋毛开始被悄悄打破的。
  腋毛让李麻子本来就举着难受的右手彻底塌了下来,他的精神世界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再也没有力气干别的事了。李麻子一将手放下,我也不能够再谈腋毛了,因为既然李麻子在少先队宣誓的时候把本该敬礼的手放了下来,问题的实质就改变了,这已经不是腋毛和红领巾两个物品之间的问题了,而是信仰红色还是信仰黑色的问题了。所以,我有必要谈谈自己对敬礼的一些看法。
  作者以为,目前的少先队队礼有一很严重弊端,它让一个正处在长身体阶段的少年在面对自己右手举得酸疼这一有伤身体的事件时毫无办法。他为了证明自己对组织的忠诚,不愿放下右手,愿意坚持到断臂为止。但实际上这样对组织是毫无好处的,无谓的牺牲应当避免。所以作者建议改革敬礼方式——应该允许换手。自然,随意的换手是自由化,要杜绝的,但我们可以集体同时换手。比如当辅导员竖起食指时,大家就举左手;竖起无名指时,大家就举右手;也可以两只手同时举——当然,这是辅导员竖起中指的时候。
  随着敬礼方式的改革,我们还应该与时俱进,为它赋予新时代的意义。众所周知,举右手代表打倒右派,把阶级斗争进行到底。但中国改革开放已二十几年,重要的早已不是斗争,而是团结,团结所有力量紧跟党的步伐,步调一致把中国建成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所以,左中右已不再重要,关键是要步调一致。一起举左手,代表一起向左转,亩产万斤,物质充裕;一起举右手,代表一起向右转,“同一首歌”,精神富足。至于两只手一起举,就是包含以上两种意思,物质精神两手抓,有些像前面说的刘小枫提到的“猫步”,差别在于走猫步容易闪腰,双手敬礼最多不过成罗圈手罢了。
  需要再三强调的只有一点,万万不允许不看辅导员的手势随意换手,像李麻子那种心不在焉的行为应该警惕。看看美国,最近又发生了连环枪击案。“不自由,毋宁死”,上帝成全他们。
  蔡国庆说得好:“只要这面党旗永远飘扬,我们民族就能实现伟大复兴!”(《蔡国庆全集》第二卷,P25)
  当天晚上,李麻子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眼前的黑夜似乎都分成了一条一条的,覆盖了整个大地。他穿好衣服系好红领巾下了床,走到外屋,趴在窗台上看星星。可是那晚的星星也有些异样,看起来像头皮屑。
  第二天,李麻子睁开眼睛时发现自己还趴在窗台上。那天是星期天,外公外婆还没有起床。天上的星星已经不见了,阳光洒进屋里。李麻子胸前的那块红布被照着,刺激了老崔的创造欲:睁开了双眼也睁开了天,你问李麻子看见了什么,他会说他看见了幸福。上面的一小块油渍明晃晃的,有些刺眼,估计与头天的回锅肉有关。
  回锅肉:一著名川菜,又叫“熬锅肉”,源于民间祭祀——人们将敬鬼神、祖宗的供品在敬献之后拿来回锅食用。材料:猪肉等。做法:带上几块小钱,到任意一川菜馆找空位坐下,向店小二报菜名即可。吃法:一般是用筷子夹,不排除用手抓。特点:不同地方有不同特点,比如建院的特点是分量少,解放碑的特点是价格贵。
  回锅肉,好吃!

 


  有个不叫王小波的姓王的把《西游记》中西天取经的四个和尚称作“禁欲F4”,那么,李麻子、施瓜皮、徐书神就应该是“SM小虎队”。
  在那个不需要找工作养活自己的年头,SM就是李麻子与伙伴们的生活。李施徐同班六年,声气相投,形成死党,一起积极参与各种有趣无趣的SM活动。凭此进入历史,被后人崇拜。
  在西部边远的这座小城,SM活动与大城市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最大的区别为大城市的SM是非主流,而李麻子家乡的SM完全就是一种时尚。李银河住在大城市,所以写出了《虐恋亚文化》;李麻子生在小城镇,则有志于创办《萨德马索日报》。
  做任何事都有一个入门过程,大到篡改国歌,小至烧杀抢掠,概莫能外。小学一年级,初进校门,同学们对SM还不熟悉,这时主要是由老师特别是班主任从最简单的开始一步一步引导大家。他们主要采用的是化繁为简的方法。班主任语文老师的具体操作如下,可供入门者参考(此方法贯穿六年,低年级时用作SM全过程,高年级时仅仅用作热身):⑴准备小学语文书一本(老版本、高年级课本为佳),作业本若干(带方格的),HB铅笔和钢笔若干,小台灯一盏。⑵除了吃饭上厕所,请端坐在写字台或桌子前。⑶翻开语文书抄写生词和需要背诵的课文段落,在抄写之前先抄写两遍拼音表。⑷需要背诵的课文段落请背下来,默写。⑸每天下午六点左右开始,完成当天任务为止。
  老师们教导有方,不出一学期,就让李麻子理解到了其中的要义。李麻子做家庭作业做到半夜是常有的事,充分体会到了M的快感。施瓜皮、徐书神更是投入,1点钟睡觉成为家常便饭,徐书神还时不时激动得声泪俱下。
  但是,对SM有经验的朋友都知道,不管采用什么花样,有一个保证快感的前提,那就是“自愿”。尤其是M,强迫往往会产生痛苦,甚至危险。所以,在合法的SM之外,非法的SM相当猖獗。
  合法的SM,指老师家长指定的SM,它的优点是公开、透明,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缺点是决策、执行、监督不分,裁判员下场踢球,带有强迫色彩。主要分精神SM和身体SM两种。精神SM,比如上面提到的家庭作业,最著名的Master是班主任语文老师,手段多样,龟壳似的书包就不说了,还有不要李麻子参加中期考试,骂施瓜皮猪脑,挖苦徐书神出身等等。这是语文老师的S,我们的M。她也有M,比如她经常说自己批改作业到凌晨,有一次还因此而生病。身体SM,最著名的Master是四年级和五年级的体育老师,李麻子班上的男生大多挨过他的流星拳或无影腿。令李麻子一辈子都忘不掉的是,有次课上与同学意外相撞鼻血不止,体育老师居然不让他请假,还叫他站到一边去。不过,和班主任不同的是,体育老师只扮演S角色,重来不M,徐书神于是怀疑他没有屁眼。
  非法SM,指老师家长没有明文规定的SM,它的优点是自愿选择;缺点是偷偷摸摸,无法正大光明。它没有精神肉体之分,给人的总是双重愉悦。下面,我们将简单介绍几种给李麻子、施瓜皮、徐书神留下美好回忆的SM:
  打乒乓球。这种SM最重要的部分是占领球台,下课十分钟一定要跑得快,中午一定要来得早,放假的时候还要惦记着四小的球台(四小的球台是那时全县唯一的木制球桌)。但如果你是高年级学生的话,就可以霸占低年级同学占领的球台。最疯狂之时是有一年夏天,顶着烈日,李施徐三个每天中午吃完饭准时相约到学校乒乓球台活动,精力充沛如醉如痴,相当变态。期间,施瓜皮贡献了二十多块的红双喜球拍一副,有功,应该特别提出来表扬。他们踩扁、打烂、燃烧了无以计数的乒乓球(其中只有一个红双喜),练就了高人一等的球技,如果不是国家选材不科学以及体坛腐败,孔令辉之流绝不会有出头之日。关于红双喜乒乓球,一直有个传说,说真正的红双喜是双层的,外面一层烂掉后里面还有一个小一点的球。这点没有谁证实过,因为谁也没有资本专门买一个红双喜剥开看,而李麻子他们弄烂那个没有小球,怀疑是假货。那个时候,红双喜是喜欢乒乓的小孩子们梦想的符号,是惟一的名牌。多年后,施瓜皮写了首短诗来纪念那段日子:太阳是我们的鞭子/水泥台是床/鞭子举得高高的/我看准了球/“啪”/不知是一声还是两声/不知是我快乐还是你快乐
  赢纸板或不干胶。这种SM的起源应该是赢烟纸做的三角纸板,也许是烟纸上没有变形金刚才改为纸板或不干胶。我不想叙述它是怎么个玩法,有兴趣的到Q上来交流,女同志还可以面谈。徐书神最喜欢找他的邻居张幺儿玩这个,因为他绝不会输——他即使输了也会连本带利抢回来。张幺儿打架不行,掐人的功夫很有一套。所以每当徐书神脸上出现指甲印的时候,就可以断定他口袋里又多了很多小纸板和不干胶。徐书神讲兄弟,每次都要给李麻子和施瓜皮分很多。去年暑假,李麻子整理房间时找到了那时留下的一大袋纸板和不干胶,看着它们,一时间受不住,居然掉下泪来。那个下午李麻子放弃了收拾房间,看了一下午的纸板不干胶。他已经记不清楚当初烂熟于心的很多名字了,画面上的那些小人曾经是那么要好的朋友,现在却恍如隔世。不过,永远烙在心上的也有,比如擎天柱、威震天这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名。
  打牛鬼。这是一种篮球游戏,简单地说,双方或多方比赛投篮(投篮要按照一定的规则,这里不讲),输的一方或多方背对篮板在指定位置站好(怎样指定,这里也不讲),然后赢的一方把篮球往篮板上砸,目的是让球弹回来时砸到输家的身上。因为和乒乓球同属体育这个酱缸,它们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打牛鬼也需要占领地盘,发生的冲突也多半与此有关。但李某施某徐某对这个研究不深,所以姚明之流仍有出头之日。李麻子认为这是最SM的非官方SM,得到的快感纯粹来自SM,不像其他,往往要纠缠许多意识形态等因素,不纯。
  打街机或8位机。8位机又叫红白机、FC,是任天堂的第一代家用游戏机,游戏迷都知道。而被一般人知道的是中华大地上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各种未经授权的杂牌游戏机,其中最牛逼的叫小霸王。但这些都不是李麻子他们当时关心的事情,他们只对游戏本身感兴趣(对本身感兴趣的人都很了不起)。街机游戏街头霸王和8位机游戏魂斗罗是他们的最爱。虽然是最爱,但不能称高手,因为刘军娃还在世。电影院游戏厅的街霸有最小的难度,可以轻而易举地通关,并且有6个键,所以总是有很多人围在那台机子周围。不知为什么,那台机子的P2总是坏的,所以无法对战,每一个想打的人都只有干等。在该谁先投币先玩这个问题上也容易引起争执,拳脚相向是常事。不过有些人出面能够很容易的摆平纠纷,但这已经超出自愿SM的范围,我们不谈。(你还要问我哪些人能摆平纠纷?老兄,看你也像中国人,怎么连有中国特色的黑社会都不知道?)
  好了,就简单介绍这四种SM活动,希望大家喜欢。的确简单了一点,也许大家还没有完全看清其中的SM元素。要请没有过足瘾的朋友多多包涵,毕竟,笔者写的是老少皆宜的《似水流年》,而不是毛小说《O的故事》。
前面说到,非法SM相当猖獗,而且是时尚。那么,很多人就要提问了,说为什么在你的笔下只有李麻子、施瓜皮、徐书神三个人在活动呢,其他人虽然能被感觉到,但终归是一片虚无?我要说,上述非法SM活动真的一直都很流行,骗你是小狗,真正参与到其中的并不仅仅是李施徐三个,同年级的李鸟月月和江鸡巴就曾因此而被处罚。我觉得大家应该这样问好一点:为什么只有这三位青史留名被后人崇拜呢?下面有请非主流的刘军娃为大家作答:
这要分两个方面来看。
  第一种可能,假如时间分岔的话,我们看到的只是其中一种时间。在这种时间里,很多人不存在,所以大家不知道。那为什么只有李、施、徐选择这种时间来玩SM呢?很明显,这三位沆瀣一气,耍耍手段来躲避班主任叫他们请家长的命令而已。
  第二种可能,假如时间不分岔的话,我们看到的只是戒严后的时间。戒严令是班主任下的,原因是有些同学对家长撒谎说学校有活动(百用不厌的是“打扫卫生”),结果偷偷跑去参加各种SM。那为什么李、施、徐还在玩SM呢?也很明显,这三位无法无天,死猪不怕开水淋。
  根据前一种可能,阿根廷人博尔赫斯写了篇小说,大名《小径交叉的花园》;根据后一种可能,香港组合达明一派唱了首歌,小称《十个救火少年》。


  海子写“梭罗这人有脑子”。按李麻子的意思,他们俩是笨到一块儿去了。
  我觉得,照县城这么十多年的发展来看,李麻子的结论没有错。
  李麻子小学时候,县城还很小,街窄巷多,瓦房挤瓦房。一条护城河围一圈,东西南北,随便往哪个方向走,过河出城的用时是很短的。
  李麻子之流喜欢乱穿巷子,他们总是以发现新巷子为荣。有个下午,一大帮人杀气腾腾地在城中间风一样冲来冲去,就只为了一个目的——找出县城里最深邃结构最迷宫的巷子。据李麻子回忆,最好的巷子是下鼓楼街上的一条,复杂幽深就不说了,特别的是里面有一住户种有脚板苕,很大的果实掉在墙上,相当诱人。李麻子伙同施瓜皮徐书神等等去偷过几次,后来被发现,遭到一阵毒骂。
  偷东西的事点到为止,点到为止的事也望各位尽快忘去,这一节的目的是批判海子和梭罗,李麻子的丑事不足为患。
  关键是那条护城河。
  那年头的那条河,对大人来说,可以洗衣;对小孩子来说,河边洞里有螃蟹。
  李麻子是小孩子,喜欢伙同别的小孩子下河去抓螃蟹。游泳池旁边的河段水浅且清澈,几块大石头露在水面,适合李麻子这种又是旱鸭子又想下水的角色。而且这个地方树叶茂密,高大的梧桐树干上鸣蝉叫不停息,河旁是绿油油的田野,青蛙、天牛、蚱蜢等等乱七八糟的什么都有,玩螃蟹玩累了还可以搞些别的名堂。几个要好的就经常到此聚会,目无法纪,心中只有大自然。
  形而下的收获也有,在捉蚱蜢的过程中,徐书神那个小学就挂上镜片的眼睛居然发现了一个小洞,而这洞,直接通向游泳池的女更衣室。
  偏题了,赶紧拉回到大自然。
  川西平原的夏日阳光虽然炙热,但不暴烈,再加上树荫和微风,李麻子们感到很满足。但满足归满足,是李麻子们的私人感情,无法与任何一位读者分享。笔者我也不愿意为了迁就看官们的偷窥欲而放肆地对他们抓螃蟹的过程进行赤裸裸的描写,只有奉献给大家几个关键词:快乐、快乐、快乐、快乐。
  李麻子告诉我,在镇上读书住在乡下的刘军娃比他更喜欢自然的东西。
  他说,刘军娃上小学后,极度不喜欢读书,常常对学校家长双方撒谎,成天逃学。他逃学后喜欢到街上乱逛,看编竹筐,耍猴戏,下棋……或者到周围乡下晃悠。他最喜欢远离那条被氮肥厂污水染白的河,找一片油菜花地睡觉,一边听着蜜蜂的忙碌声,一边让金黄的光芒铺开在眼皮上。刘军娃说,阳光透过油菜花的颜色,有一股浓郁的蜂蜜味道。
  当然,如果逃学的事被家里发现的话,一顿打是免不掉的。
  但这是刘军娃吗?分明就是沈从文嘛!
  李麻子也觉得沈从文小时候和刘军娃小时候很像,《从文自传》中的一些描述完全可以直接用在刘军娃身上,“逃避那些枯燥的书本同一切自然亲近”,“自从逃学成为习惯后,我除了想方设法逃学,什么也不关心”,诸如这些,等等。
  但刘军娃现在已经二十几岁了,为什么没有丝毫成为沈从文的迹象呢?我仔细分析,猜想一是刘军娃还不够胆大,因为沈老说了,他敢玩尸体;二是脸皮还不够厚,下面这些话,刘军娃是说不出来的。
  “……我一面被处罚跪在房中的一隅,一面便记着各种事情,想象恰如生了一对翅膀,凭经验飞到各样动人事物上去……反而常把处罚的痛苦忘掉,处罚的时间忘掉……我应感谢那种处罚,使我无法同自然接近时,给我一个练习想象的机会。”
  “即或在家中那么受折磨,到学校去时又免不了补挨一顿板子,我还是在想逃学时就逃学,决不为经验所恐吓。”
  这脸皮太厚了!刘军娃遇到这种情况,除了痛之外,可能还是痛了。至少在挨了板子两三天之内不敢轻举妄动,无所谓的态度还是很少见的。
  也难怪我们的党在建国初期就要把沈从文的作品全部烧掉。误人子弟的东西,该烧,烧得好。

  以上提到了李麻子和刘军娃小时候喜欢的一些事物,众所周知,都是些不好的东西,好比《瓦尔登湖》或《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里写的,只能让人觉得愚昧与落后。
  而县城这么多年来的进步才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2002年夏天的一个夜晚,李麻子又站在了当年抓螃蟹,听蝉鸣,看女更衣室的河边。但他似乎忘记了当年的一切,没有特别在意物非人是还是物非人非,只是同几个高中同学围着一张方桌坐了下来,喝茶,磕瓜子,打牌。河周围早已被修葺过,道路也被拓宽了很多。河两旁的水泥街沿上摆满了夜啤酒和烧烤摊。
  这年头的这条河,对大人来说,是垃圾桶;对小孩子来说,还是垃圾桶。
  河水已经黑得不成样子了,绿藻上挂满了各式各样让人恶心的东西。水从桥洞里流出,就像是谁在不停地呕吐秽物。烟蒂、塑料杯、一次性筷子、鸡骨头……什么都在往河里扔。
  这条河里还有螃蟹吗?我只能联想到三个字:血吸虫。
  不过,这个时候的李麻子依然很快乐。他和老同学喝着茶,叙着旧,说着黄色笑话与手机型号,辱骂着只会欺侮人的美国佬和日本鬼子。身边虽然少了田野和茂密的梧桐,但心里不觉得空虚。至少,从表面看起来,不空虚。
  刘军娃呢?李麻子已经很久没有与他联系了,也很久没有回镇上去了,不知道那条河是否还是乳白,油菜花是否依旧灿烂耀眼。编竹筐的、耍猴戏的、下棋的周围是不是还会有小孩子围着看。
  李麻子不愿回去,还因为刘军娃现在是个卖腌卤的小老板,岁月让人改变很多,两者的眼神都不再是当初直面大自然的眼神了。
  走过的这么多年,李麻子顺理成章地放弃了热爱大自然,所以考入了大学,有望混一个本科文凭;而刘军娃全身心地热爱了大自然,所以一败涂地,前途灰暗。
  大自然就像是毒品,它可以用来标榜,千万不能拿来享用,否则会死得很难看。除非你离开祖国母亲的怀抱,去当个威廉·巴勒斯什么的。
  不信咱们就走着瞧,就算你叫沈从文也不会例外。前面提到的海子,就是一前车之鉴。


  李麻子就读的二小对面是血防站,血防站家属区有两个很大的水泥洗衣台。洗衣台对李麻子们来说有两种用途:补作业用的桌子和打乒乓用的球台。
  只要头天的家庭作业没做或没做完,李麻子给老师的惟一借口就是“忘在家里了”,老师也只有惟一的办法“马上回去拿”。李麻子于是揣上本子和笔溜进血防站,趴到水泥台上去补。从不愿做作业到第二天校外补作业这个过程是相当个人化的,其中的心路历程没有他者可以体会,每一个步骤也没有别人参与。李麻子认为,这是他有生以来做的第一件具有独立意义的事情。
  我们这里重点写李麻子的心理变化,略去具体的行为。众所周知,表现后者是匠人的功夫,而关照前者的,是大师。
  第一个问题当然是,李麻子为什么不按时完成家庭作业?但当然的问题不一定就是问题,往往是常识,不需要提出来,就好比没有人问“男人为什么要长鸡巴”“长鸡巴的为什么不月经”“《新闻联播》的收视率和《人民日报》的销售量为什么那么高”一样。“李麻子为什么不按时完成作业”也不是问题,是常识,是80年代90年代在中国读小学的大多数小朋友都心照不宣的常识。
  李麻子对家庭作业深恶痛绝(按老师家长的说法,“长大了就知道是为你们好了”,李麻子现在已经长大了,可还是深恶痛绝),但又不得不做——这又是常识——觉得人生毫无生气,不如死了算了。然而李麻子之所以是李麻子,不是柯特·科本或伊恩·柯蒂斯,就在于他有生存的智慧。聪明的他想出的折衷方案是第一天不做第二天补。这个方案其实是个屁方案,到头来还是得做。但如果从唯心主义而不是唯物主义的角度分析,李麻子就赚了。“屎胀了才挖茅坑”、“火烧眉毛才急”、“临时饱佛脚”这些话中蕴涵的生活哲理,李麻子是吃透了的。
  当一些70年代生人在90年代提出“享乐主义”的时候,他们自以为很前卫,却不知十多年前川西一个普通县城的一位小学生已经以完全独立的姿态做到了他们标榜的一切。“今天先耍,作业明天再说”是没有成文的口号,李麻子不屑于口号,只以无声的行动满足自己的享乐欲望。而多年后李麻子要求我把这些写进小说,告诉全世界,这说明他长大了,对待生活也更加智慧了。
  李麻子不笨,他知道作业拖延一下可以,但不要不做,更不要和老师顶牛。刘军娃就笨得很,非但不做,还和老师大吵大闹,越闹越不想做,造成恶性循环,后来干脆作业本都用来折了青蛙(顺便说一句,刘军娃的青蛙折得相当好,跳得既高又远)。
  在中国你怎么能这样做呢?太不可理喻了。老师们觉得刘军娃也是把一句话吃透了的,那就是“死猪不怕开水淋”。
  李麻子本事再大也无法阻止时间凝固,第二天老师要作业的时刻总是会来到的。李麻子在上学的路上就开始请老天保佑,保佑今天不会交作业。精神上的寄托总是很难转变成实际的效果,不交作业的情况从来就没出现过。李麻子没有完成作业的日子,都一一对应着趴在血防站水泥台上补作业的日子。
  血防站总的说来是家医院,不是教室,李麻子迎着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进去补作业实在有些文不对题。这文不对题投射到他的心坎上,产生了很多异样的感觉。这种感觉的产生是那段时间那个年纪那个地方等诸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具有不可复制性。假如一位成年人(比如李鹏)当时站在血防站大门口,他看到的场面仅仅是一位普通的小学生拿着一个普通的本子很普通地走了进去,这就造成了从表象看问题的肤浅。
  要想比李鹏看得深刻,就应该从李麻子的内心捕捉血与泪。李麻子第一次走进血防站补作业和第N次走进血防站补作业的感觉是不同的,十多年后重访血防站时的感觉更不同。李麻子很难表述,他觉得用语言表达出来的感觉都有距离。我也很难写,但我认为可以写,可以用意识流来试一试。但李麻子坚决反对:这样写,就把畅销的路彻底堵死了!
  我就只好把空白留给了你们——伟大的读者,你们能体会李麻子当时的心情吗?能感受到血与泪吗?……我知道你们不能。我也不希望你们太勉强自己,为了和李麻子有共鸣就废寝忘食地思考。你们虽然弱智,但没有你们的钱我的书也是卖不出去的。……我只补充一点,你们没有完成家庭作业的行为和李麻子没有完成家庭作业的行为是没有可比性的,不在一个档次。……你们笨,我能理解。
  ……
  (打死作者了吗?)
  ……
  如果学校里的乒乓球台被高年级的杂种们(对,杂种,这个词用得好!——李麻子语)占去了,李麻子他们就会在两个水泥台中间排上砖,补作业的桌子就变成了乒乓球台。很多个上学前的中午和放学后的下午,淡如水的几个朋友(对,淡如水的朋友,这个词也用得好!——李麻子语)就到这里来小聚。
  江湖道险,夜路走多了难免遇到鬼。这种好地方不是专为李麻子一伙开的,别个扎堆的也非傻子,也时不时来小聚。你要小聚?我也要小聚!怎么解决?江湖又俗称“无间道”,本来地方就窄,不可能hand in hand we can , start to understand或者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除了打一架外,别无他法。
  江湖道无间,但是有规矩,按规矩办事,李麻子一伙也不会怕谁。不过遇到不按规矩的,也只有先闪为快。不要说李麻子们胆小,因为这里的不按规矩,已经有点恐怖主义色彩了。李麻子又不是董存瑞,绝不会轻易为某种主义献身。
  那些不按规矩的主要是指把学校内部恩怨带入外部社会的人,这远远比把台湾问题纳入国际问题之类的小case复杂得多。每次遇到一群小有名气的“糙哥”凶神恶煞地杀将出来,李麻子们只有避让。听到类似于“老子喊×××砍你”这样的话,就算生长在鲜血染红的旗帜下,也不能不畏惧。
  然而有一次例外,那次,李麻子从镇上叫来了刘军娃。
  那一年是六年级,刘军娃在镇上已经混成了一名小老大。听说兄弟李麻子被欺侮,立刻带了一大帮人赶过来。还带了西瓜刀。随后发生的事情,除非中国再次闹革命,李麻子一辈子也忘不掉。
  刘军娃先是挨个单挑放倒了三个比他大的家伙,后来又用刀跺下了其中一个的小指头。结果,他被学校开除,他爸暴打了他一顿。
  再后来他和一亲戚去了南方,甚至没来得及和李麻子告别。等李麻子再次遇见他,已经物是人非了。
  走之前,他和曾红芳干了那事,曾红芳怀了孩子,打掉了,她父亲几乎和她断绝关系。刘军娃回来后又和曾红芳好在一起。2002年,刘军娃在镇上卖腌卤,曾红芳在下岗一条街卖衣服。听说他们在攒钱准备结婚。
  ……
  后面我之所以越讲越快,是因为它俗套,没有任何悬念,读者不会感兴趣。但它是真实,所以又不得不俗套,不得不讲,哪怕匆匆带过。


                   李麻子作文(二):《放风筝》

  今天天气很好,老师带我们去田坝里放风筝。同学们路上说说笑笑,一会儿就到了。我的是小蜜蜂风筝,小红的是豆腐风筝。天上还有“老鹰”、“蝴蝶”、“金鱼”、“蜻蜓”……,随风起舞,非常好看。我最喜欢那条“大蜈蚣”,有很长的身体,很多只脚,一会儿下降,一会儿上升,一会儿往左,一会儿往右,漂亮极了。我也开始跃跃欲试,放我的“小蜜蜂”。最后虽然没有放上去,但我很快乐。
  这真是一个愉快的下午啊!

(十多年后的李麻子注:实际情况是,所有的风筝种类加在一起超不过三种,大多数都是地摊上买的“小蜜蜂”,只有一位同学的风筝是自己做的,这个会做风筝的同学没有读中学,小学毕业就回家种田了。)


                   李麻子作文(三):《观菊展》

  今天天气很好,老师带我们去公园里看菊展。同学们路上说说笑笑,一会儿就到了。公园里有很多颜色的菊花。有红的、黄的、紫的、白的……,很好看。还有的菊花被做成各种形状,“孔雀开屏”、“二龙戏珠”、“金鸡独立”……,栩栩如生,像真的一样。看完了菊展,我和小红一起回了家。
  这真是一个愉快的下午啊!

(十多年后的李麻子注:实际情况是,每年都要去公园参观菊展,不是展览本身有多吸引人,而是不用上课,大家都感到很高兴。)

 

  小学仅六载,痛苦却无限。
  奇怪的还在于,那时的时间过得特别慢。不谈这个。
  烈士陵园前面那条路叫陵园路,烈士陵园斜对面有一所聋哑学校。也不谈。
  外婆上班的地方叫有色金属加工厂,里面有很多沙子,一个经常和李麻子玩沙子的孩子因破伤风死掉了。更不能谈。
  不谈和不能谈的事情还有:冰糕、娃娃头冰淇淋、爆花、糖塑、搅搅糖、补牙齿、尿尿在裤子上、龙灯、笑和尚、罗汉寺、魔术弹、录象厅(色)、同学改编的关于郭靖和黄蓉的淫乱故事、夏时制、单休日、课间餐、小虎队、郑渊洁、鸟山明、大锅盖卫视中文台……
  这里是列举不完了,丑事太多,像中央台烂节目的数量,天上的星星,地上的鸡鸡。
  ……
  外公外婆院子里另有几家住户,李麻子和这几家的小朋友之间发生过故事,几家大人之间也发生过故事;院子门外那条街上,仍然有许多故事。这些故事都是写小说的好素材,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好情节。歌手艾敬唱过《艳粉街的故事》,李麻子嘲笑:这么无聊的故事,也有脸拿出来唱!
  为了证明艾敬的艳粉街不及李麻子的永正街,我决定说说那一个疯婆子那一个“弹弹儿”和那一个拣垃圾的。永正街就是李麻子外婆外公院子所在的街。

  题记:成功取决于命,与正确的方法或艰苦的努力无关,更与少说废话无关。爱因斯坦看穿了时间,却没有看穿命数,A=X+Y+Z是昏话。

  那拣垃圾的是个中年男人,住在街口的一个院子里。李麻子每天上学放学都会路过那个院子,通向天井的过道上堆满了垃圾,印象中有近两米高。他瘦削,成天穿着脏兮兮的衣服,有不好形容的眼神,很少说话。他喜欢拣垃圾,据说80年代初就开始了,仅仅因为爱好而拣,不像其他乞丐用来换钱。因此,他被街坊邻居议论,成为茶余饭后的主角。但他并不在乎被人议论,俨然特立独行的样子。在李麻子眼里,这没有多稀奇,无非是个普通的讨口子而已。
  熟悉中国当代艺术的人都知道,80年代有个美国人劳申伯格到中国来搞了几次展览,红了半边天,而他展览的东西正是各种垃圾。熟悉世界艺术的人更知道,玩垃圾的艺术家数不胜数。同样是玩垃圾,在美国玩在北京玩和在西部小县城玩却产生了不同的结果,这就是命,命中注定。
  2015年,著名小说大师李麻子写了篇关于他的小说,名叫《垃圾》,获得中国官方文学最高奖“金母鸡奖”。后话。

  那疯婆子是个老太婆,住在离拣垃圾的对街不远处。她家正处在来往人多的那段,并且外屋正对着街道。疯婆子经常坐在门口的藤椅上,用皱纹和老态的眼睛面对过往的人群。然后时不时地起身,在没有任何先兆的情况下破口大骂。对着街,对着邻居,对着天地,但谁也不知道她在骂什么。那尖利的嗓音和使不完的劲,让李麻子忘不了。逢场天会比冷场时多些人驻足观看,但大多数常到这里逛的人也不会觉得有太大意思,倒是在街边歇脚与空闲的生意人聊天时,可以由此打开话头。
  对前卫实验乱七八糟音乐感兴趣的人都知道Diamanda Galas,这位以独特的哀鸣和嚎叫闻名的艺术家。而在李麻子看来,她的拿手好戏全都是对疯婆子骂街的一种拙劣的模仿。李麻子听多了疯婆子骂街,觉得Galas简直索然无味。但Galas红了,疯婆子却无声地消失了(或许死了),这又是命,在劫难逃。
  2016年,著名小说大师李麻子写了篇关于她的小说,名叫《到底有几个八度?》,获得地球官方文学最高奖“奥斯卡奖”。后话。

  “弹弹儿”这个名字是瓜娃子,脑袋有问题之意。一年轻小伙,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住,只知道他经常四处出没,到现在仍然如此。他摆摊卖过蒲扇,擦过皮鞋,过年间卖过纸风车和笑和尚面具,有段时间还听说到剧场当上了保安。以上靠自己吃饭的事没有什么,他让人觉得脑袋有问题是因为经常当着众人的面说些莫名其妙的话做些莫名其妙的动作。李麻子最近一次见到他是去年暑假。他仍然保持着疯癫的活力,正混在一群大爷大妈中间练太极拳。他不像拣垃圾的那么寡言,也不像疯婆子那么说不停,各种行为恰好界于两者之间,不愠不火不卑不亢不牛不熊,从艺术家的角度看,还是比较正常。
  因为天下大多艺术家都是这副德行,所以“弹弹儿”即使生在北京美国也最多做个二流艺术家。但二流艺术家一般都是些骗妹妹的能手,这肯定比在小县城受歧视好多了。不用说,这更是命,命中注定,在劫难逃。
  2017年,著名小说大师李麻子写了篇关于他的小说,名叫《和平统一》,获得宇宙官方文学最高奖“1984奖”。后话。

  后记:人各有命,作者我也有。看过电影《百万美元酒店》吗?请读者公正评价,难道拥有疯婆子“弹弹儿”拣垃圾的我超不过威姆·文德斯?就算不和文德斯计较,看着曾红芳长大的我会让佩德罗·阿尔莫多瓦有出头之日?再退一步,哪怕在国内,《似水流年》拍出来后,《站台》还有脸希望在国内上映?
  所以,老天无眼,是为遗憾。
  李麻子也这样带着遗憾,小学毕业,混进了县第一中学。

 

【VS.李麻子】
  
  如果你想读这部小说《似水流年》而又没有开始,随手翻翻就翻到了这一页(如果该小说无法顺利出版那么就是“点到这个页面”),你很幸运。因为这里恰好是全部小说的一半处,我将谈谈它的结构以及一些居心叵测的动机。看到一半才知道有这一页的读者也用不着遗憾,损失也只得二分之一,要知道,这些话原本是准备放到另一篇随笔中说的。
  这里是小说的一半处,那么整个小说就共有四章,每章六节。其中第二章和第三章的每一节独立成篇,言下之意则是第一章和第四章的每一节都无法独立成篇。每一章前面均有【VS.】,第五节是“李麻子作文”。独立的十二节是小学与中学的十二年,整齐划一又内心不安,像墙上躁动的砖头;学前的六节,一些东西还未形成,中学后的六节,一些东西似乎又被打散,其中有剧痛,就看我愿不愿意写或者怎样去写了。
  希望第一次读小说的朋友也能够把《似水流年》读下去,这是我明目张胆的功利性目的。我想把它献给我心目中最可爱的人,他们不是博学之士,而是那些知道不多但又努力、虔诚地想去知道的人们。
  什么是小说?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鬼头鬼脑如马原者就觉得普鲁斯特和乔伊斯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愚笨如李麻子则认为他们高山仰止不可及。可是,对于既不鬼头鬼脑又不愚笨的大多数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呢?那就是“真相”。
  我希望能让没有享受过思考快感的读者去思考真相,现实的真相与内心的真相以及遥远的真相。“思考”,这个动词,这个过程。也许最终并不能找到真相,但我们可以肯定它一定不是世界呈现出来的那副样子。比如同样是“城堡”,卡夫卡的城堡很无聊,而卡尔维诺的城堡就很好玩,有很多人悠栽游栽地聚众玩塔罗牌。又比如“李麻子”,小说的作者和主人公都叫这个名字,但前者比后者要厉害得多,聪明得像个政客。
  思考真相,揭穿谎言。举个例,汪曾祺在《胡同文化》里的这句话:“有些胡同则不知道何所取义,如大绿纱帽胡同”。一个作家,难道连“绿帽子”的含义都不知道?可以看出,明显是在撒谎。
  于是,作者我拾起一知半解的双刃剑,背上胡乱掉书袋的黑锅,紧盯着暧昧的原始勇气,被破碎的理想点燃,趁着这股劲,牛逼一次!
  全靠你们壮行了!
  看头顶上,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很草率地牛逼!

  少年时代的最大梦想是成为一名足球运动员,这是李麻子和雅克·德里达惟一的共同点。
  那一年是1994年,美国世界杯,李麻子正式踏上贼船,成为一名球徒——球徒,有酒徒气息的球迷也,非囚徒。初中三年,是疯狂黑白的三年。在初中生李麻子的字典里,足球就等于老白干、叶子烟、花生米、茶母子、漂亮妹妹……等于奔腾四、诺基亚、高露洁、护舒宝、芬达琴;等于大参考、自由亚洲、美国之音、不寐论坛……等于王小丫、吴小莉、罗金和李咏……等于一切啊,比如台湾。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踢足球和看足球报纸杂志。
  踢足球没有什么可说的,这种简单的快乐,相信替死鬼龚建平同志也曾体会过。在这部深刻的小说里,这个方面暂且不予考虑。
  而说到与足球有关的报纸杂志就复杂得多了。那年头,中央五台还只是胚胎,职业联赛也才进入违法乱纪的头几年;四川全兴还叫黄色旋风,正在麻痹不懂科学的蜀中球迷。诚如敬一丹所言:“这正是中国球迷不堪忍受的所谓足球生活!”
  哈哈哈,哈哈哈。
  李麻子和狐朋球友们面对足球沙漠,管他三七二十一,坚韧地寻找着足球精神食粮。这里我代表李麻子特别要感谢足球报、足球世界和足球俱乐部杂志,是你们,是你们一起钻了社会平均文化水平低下的空子(后来钻空子的就多了,但你们是头一批,是先锋),勇敢地搅着还不像现在这么浑浊的空气,把快乐带到李麻子们的身边。要知道,电视里的球赛老是和学校里的课相冲突,对球赛球员的真正印象大多是来自报纸杂志的帮助。
  所以现在的李麻子回忆,那时喜欢某个球队某个球星受到媒体添油加醋文字的影响比较大,实际看了比赛后才知道自己根本不喜欢那个球队和那个球星;最明显的例子是中国足球队和克里斯·萨顿。
  李麻子又回忆,自己是否喜欢某个球队某个球星与他们的名字有很大关系,很容易喜欢名字取得好听的。在他的印象中,“西格诺里”和“阿根廷”是两个完美的名称。
  西格诺里,这是音译时最常用的四个汉字组合而成的名字。简单和常用的材料做出的优美东西往往令人惊叹,“西格诺里”四个字按这种顺序放置所呈现出来的美感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述的,达到了一种像平静的湖水一般令人心不安的效果。相似的“作品”,有“卡西拉奇”和“萨维奥拉”。
  阿根廷,是属于另一类的完美名称。它的三字组合足够“野”,带有明显的原始气息。在这三个字后面加上足球——不是“足球”这两个字,这两个字实在太糟糕——最合适的形容便是:“狂欢”。“阿根廷”,还具有很强的女巫味道,魔性也十足。相似的“作品”,李麻子和我都还没找到。
  爱屋及乌,李麻子也喜欢“拉齐奥”和“布宜诺斯艾利斯”。
  当时李麻子们搜寻与足球有关的文字图画不遗余力,连废旧期刊书报也不能放过。他们经常去公园旁边一条小巷里的废旧书摊,以买一本偷两本或买一本撕若干张的手法积累藏书和足球资料。运用非法手段也是迫不得已,书价太贵(是的,废书也贵,连足球废书都贵,可见文化程度)和零钱太少形成的张力不是每个人生命中都能轻易承受的轻。据说梁思成在文革时卖了很多书,装了45辆三轮车只卖了35块钱,让人对那个收废书的羡慕不已,不知其中是否有几本解放前的足球刊物?
  摆这个书摊的是一位老大爷,后来他死了。在李麻子们的心目中,这就叫“仙逝”。
  那些年,没有体育台可看,李麻子常常对着中央1台的新闻节目发傻,然后又走出屋子对着天上的星星发傻。星星没有激起他当哲学家或数学家的欲望,却老是把新闻节目溶进自己暗淡的光线,射进他的脑海,让他不能控制自己变得世俗,让他不停地想到中南海。
  当然,李麻子主要是把中南海和电视节目联系起来。他不知道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可以收到多少电视频道,他们的电视是否要定做。他的猜想如下:
  电视应该是定做的,背投,超薄,上百寸,画中画中画中画,杜比一万二点一声道,想怎样扫描就怎样扫描,无贞子缠身。电视前面摆放着一个调音台和一台采样器,摄像头放在电视上,对着三米外的沙发。沙发上经常堆着性、谎言与录象带。
  一切都是无线的,除了电视遥控器。只见一根乌黑油亮的金线从电视背后伸出来,从天花板上绕到沙发后面再绕到沙发上方空中的某一点,这一点,当然连着一个会飞的遥控器。电视打开,搜索开始…………
  (奇怪的是,只能手动搜索!)
  有很多很有意思的电视节目:01—中央1台;20—中央20台(间谍频道);31—重庆经济台;73—AV萨达姆台;74—AV小布什台;100—海岩小说台;263—刘欢音乐台;440—监控138台;441—监控139台;10000—北极熊脱衣舞台;10074—火星古典吉他台;10221—宇宙成人台;11111—立独湾台;……
  这么说,难道鱼儿离不开水是假打?难道中南海走的路那么不一样,除了少年时代的最大梦想不是成为一名足球运动员外,它和雅克·德里达有很多的共同点?
  显然错了。
  首先,中南海是一个具有多元文化的地方。《我们的父亲刘少奇》中有一句精辟的话来形容它:“就这样,我们被赶出了中南海,赶出了我们的家。这里,我们曾度过幸福的童年;这里,也给我们留下了悲惨的记忆。”
其次,球的地球人都知道,不走寻常路的,不是中南海,(当然更不是李麻子),而是——美特斯·邦威。
  一家卖衣服的。

 

  下面要讲一个相当虚构的故事。虚构到什么程度,可以用一句相当有文化的话来表述:我虚构,我存在。也可以用另外一句有文化的话补充: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现在人们的文化素质普遍提高,很多如上面两句一样有文化的话进入人民大众的生活,与很多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故事里讲的就是这类人的代表。
  故事的主角姓王,至于叫王什么,请各位再复习一下小说的开头。但所谓虚构,任何人都不应该轻信作者。所以,主角也不一定姓王,有可能姓胡,或者姓谭(谭××的谭),反正,随不同读者就读的学校不同可以随意搭配,随意勾兑,以及随意吐痰。
  有些可能会引起不安的文字和18岁以下不宜的情节已被中宣部按时删除,同时,按照他们的要求,把大故事缩写为一个个小故事,每则故事后面谈谈艺术与生活的关系,从而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

  故事一:
  王是高一·一班的班主任老师,最恨上课说话的学生,一旦发现将口罩伺候。那天天气闷热,江阴毛印堂又黢黑,注定该他倒霉。当时正在上生动活泼的政治课,同学们都在认真听讲。不晓得他是不是认为自己比毛泽东要懂得多那么一点点,觉得课本肤浅,非要给同桌讲教务处陈主任的胸部。还没讲到乳晕,就被从后门上方的窗子里偷窥的王逮个正着,并且株连同桌与前后共四排计八人次四男四女无一人长得好看。王认准的事情从来无人敢反驳,江阴毛那天可能吃错糖了,居然狡辩说自己是在讨论马克思主义!王当天可能也是心情好,没有扇他两巴掌,只是冷冷地一笑,一顿,伸出两根指头(逆光),对江阴毛说,“你脸上分明写着三个字,那就是‘你在说谎’!”江阴毛数学底子差,连续几次都不及格,马上就慌了,赶忙认错,还多交待出两个无辜的,凑拢整十,一个人分配三根口罩,刚好分完。这十个人就戴着口罩上完了当天的课,期间有老师看他们可怜就说自己的课你们可以取下来透透气。当然,大家都希望这样做,但除了用眼神表示一下这位老师对中国国情的无知外,不敢轻举妄动。生命诚可贵;珍惜生命,人人有责;伟大、光荣、正确的生命万岁;三个生命……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接着还可以猜想,假如诺查丹玛斯在世,他会说这是提前五年以上准确预测非典型性肺炎。
  艺术来源于生活:
  有诗云: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有歌唱: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故事二:
  王是高二·一班的班主任老师,李麻子的表妹的初中同学江腋毛在这个班上成绩优秀,表演出色,受到王的无微不至的关心。那一夜,是大年三十,江腋毛难得休息一回,正坐在电视机前看冯巩挖苦潘长江,看得嬉皮笑脸。突然电话响了,是王打来的。王在电话中殷切地说,“现在竞争激烈,不努力就会被别人超过的,大年三十也不能放松啊。在听倪萍阿姨说话的同时也要多想想二氧化硅和等腰直角三角形……”当时放下电话的江腋毛还不觉得精神上有什么不妥之处,后来发现,连续几天,他都把宋祖英听成重金属。
  艺术来源于生活:
  艺术家猪小妹说过: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片辽阔的古拉格,我们都无法拒绝心灵的奥斯维辛。

  故事三:
  王是高二·二班的化学老师,这个班的学生也许分不清烧杯和烧瓶,分不清浓硫酸和白开水,但绝不可能不认识预制板。有二十个左右的同学一定一辈子也忘不了那年夏天的学校工地,这其中就包括李麻子的邻居江胸毛。这件事也是江胸毛告诉我的,但显然他有顾虑,谈到一些涉及到暴力的情节时吞吞吐吐,使得我也一直弄不清这件事情到底有多假。王那时可能是看了日本娱乐节目超级变变变或是日本毛片怎样学打日本结,想象力大增,不释放出来对不起电费和性器官。这二十个也不知是犯了哪门戒,恰好撞到枪口上,在30度的高温下被罚去帮民工下预制板。那场面一定很壮观,说不定已经在民工圈子内传为了一段佳话。
  艺术来源于生活:
  是的,做艺术的人都应该去体验生活,当时体验了生活的这二十个左右的同学就比一般人多了几成成为艺术家的几率。

  故事四:
  王是高三·一班的班主任老师,为人师表,严厉二字。江肛毛平时在同学面前拉风点火、惹是生非,在社会上拉帮结派、打架砍人,一遇到王老师,也不能幸免于难。那次还是江肛毛胆大包天,居然在王老师的课上嚼口香糖。这那能逃过王老师的眼睛!下课就被乖乖地叫到办公室,等王老师去给你买口香糖。十分钟左右王老师就回来了,手上多了两个大盒子,一进门就对着江肛毛喊,你要吃口香糖我就专门给你买了两盒,让你吃个够,吃不完不准走。江肛毛定睛一看,这哪里是口香糖,整整两盒大大泡泡糖,一个顶三个。这下吃不了都不能兜着走了,江肛毛只有吃啊吃。王老师不理他,坐在一边看《参考消息》和《环球时报》。可是后来出问题了,江肛毛吃着吃着,先是牙齿发酸,后来头部发软,接着全身没劲,最后居然呼吸困难,倒在地上了!王老师这一下慌了,急忙打120。经过*/$#@*&%$#!……,江肛毛还是活了回来,但从此江湖兄弟少了,打架次数少了,还经常把元稹挂在嘴边:除却巫山不是云。从那以后,王老师也开始反思他的处罚方式,后来就果真不见他用吃泡泡糖来惩罚学生。不过,也许还是江肛毛看得透:泡泡糖是越来越贵了。
  艺术来源于生活:
  马蒂斯曰:野兽主义;黑色安息日曰:死亡金属;吴宇森曰:暴力美学;朱煜曰:行为艺术;……
  王老师曰:一群傻逼!

  故事五:
  王又是高一·一班的班主任老师。正是课间操时间,一群人不好好做操,在人民的队伍里七拱八翘的,被王叫到一边罚做俯卧撑。这“一边”恰恰被王选在路中间,挡住了来往师生的行走。王不管这些,他心想反正你们把我的人绕过一样可以走。挡住普通师生的路自然不成什么问题,关键是校长过来了。只见校长也很牛逼,西装笔挺,头发和心脏和皮鞋均又黑又亮,看见有人挡在路中间做俯卧撑,便对王说:“老师,叫他们起来吧。”王也许觉得校长只是外表装逼,很不情愿买帐,头也没有偏一下,就把校长打发掉了:“校长,走旁边绕。”……(凶险!我都不敢往下写了。)
  艺术来源于生活:
  王的个性放在史前,是所谓的达达;史后,便是传说中的朋克。

  以上是一些发生在一所省重点中学里的虚构故事,没有人能证明它们的真实性。这是一个死无对证的时代,多年以后,未来的史学家和艺术家都将以赞美的眼光来看待这一切。我编造了它们,说明我是一个很会利用别人的痛苦来骗取稿费的二流作家。读过它们的人,都将会同我一样的卑鄙且庸俗不堪,就像多年前的郑渊洁和他的《童话大王》一样。

 

  小学时施瓜皮亲历过一件与友情有关的事:班里大力打击去街机厅打电玩的坏分子那一年,一天中午,已戒掉游戏瘾的施瓜皮被同桌力邀去学校旁边邢老板那里玩。因为同桌是多年的电友,盛情难却,就破例了一次。哪知道后来同桌向班主任告发,说施违反班里规定进街机厅。施瓜皮后来在办公室罚站时才知道,原来揭发别人可以让自己免于请家长!于是也学同桌,引诱了几个立场不坚定分子。可是哪知道,所有的坏分子最后都没有逃脱请家长的厄运。
在一期《今日说法》里见到一件与亲情有关的事:一位大学生被学校开除后不敢把实情告诉父母,怕父母伤心,想到了自杀。他思忖再三,觉得自杀也会使父母痛苦,比把真相告诉他们还要惨,于是想到了另外一招:把家人干掉后再自杀。
  以上两件事情的发生时间间隔了十多年,伟大的友情和伟大的亲情就如这十多年的两端,相距遥远,彼此看不见。但有一种桥梁能将这两种感情连起来,让朋友们和亲人们可以坐在一起,喝酒、聊天、打麻将,能将十多年的天涯生米瞬间煮成此刻的咫尺熟饭。这种桥梁是用爱情搭建的,被李麻子和小损的初吻之光所照耀,坚固,耐用,且同样伟大。
  小损是李麻子的高中同学,坐李麻子后排。这样的位置安排直接导致了事情往注定的方向发展。他们上课下课都坐在自己的座位上,聊着似乎是永远也聊不完的天,屎尿实在憋不住了才上一次厕所,以最快的速度上完厕所又回到座位上聊。就这样感情日渐升温,谈恋爱的事实已摆在眼前,不管是在别人眼里还是在自己心里,他们已经如著名音乐人胡吗个所唱的“已经怎么啦”。
  李麻子坐在小损前面,背过身也能感觉到她正在发育的胸部和大腿散发出的诱人气息。一到小损例假的那几天,李麻子也跟着她紧张不已;看着小损在上课时请假去厕所然后奔跑出教室的背影,他的心会跳到嗓子眼上方的舌根前部。在这种火急燎人的状况下,李麻子不甘心仅仅聊天,还想把事情做深一点。
  李麻子想把手伸向小损的课桌下方,摸小损的大腿,然后往上摸,伸到她的粉色内裤里面(李麻子一不小心见过小损的内裤,可以确定是粉色的),让她用大腿使劲夹住自己的手慢慢地来回摩擦。小损轻柔地叫着,李麻子的手穿过内裤再往高处摸去。伸向她的乳房,捏她的乳头。小损一边叫着一边低语,她觉得,还可以再用力,还可以更暴力一些。李麻子于是从了她。
  但事实上李麻子缺乏少许勇气,小损也缺乏少许悟性,事情就一直停滞在聊天上面。不知道小损的心态如何,反正李麻子经常突然之间就流下憨憨的哈喇子,鼻浓口水牵起酽痰,在物理课上带着弹性势能垂直下落,恶心得要命。不过还好,校外的发展多多少少弥补了一些校内的遗憾。
  那段时间每天晚自习下课,李麻子都要陪小损回家。在学校和小损家之间有一条黑黢黢的小巷,很适合男女之间干一些沉重的事情。李麻子和小损的初吻就发生在这条深不见底的巷子里。那晚有凌乱的星光,月亮也应该有一点,衬着路灯,从任何角度去感受都显得很浪漫。那是李麻子一辈子也忘不掉的一吻,他很害羞,只是在小损的嘴角上轻轻蹭了一下。当很多年后李麻子谈起这件事时,觉得当时居然不知道还应该把舌头伸进对方嘴里才算完成整个过程,真是紧张得不可思议。
  吻得久了,稀奇的事也就不稀奇了,李麻子和小损之间接着又往前进了一步。这一步是人类的一小步,却是他们的一大步。在小巷里,他们接吻后,开始咬对方的舌头,舔对方的脸蛋和耳朵;然后李麻子把手伸进小损的衣服里,摸她的背,伸进小损的胸罩里,摸她的乳房。虽然摸来摸去就是背、乳、乳、背、乳、乳,但刚开始的时候李麻子也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比在教室里受到压抑时舒服多了。
  但当李麻子把手往小损裤子里伸去的时候被她制止住了。在小损心里,摸下半身已经超越了自己的底线,不允许李麻子更进一步;可是李麻子在课堂上意淫时是先摸下体再摸上面的,怎么是更进一步呢?明明就还没有开始嘛。
于是李麻子便强行把手伸进小损的裤子里。皮带很紧,但李麻子一使劲就将它挣断了。小损开始反抗,李麻子不管,把她扑倒在地。在倒下的一瞬间,李麻子让小损和自己换了个方向,本来要先着地的小损倒在了他的身上。也许是李麻子的身体有足够魅力,小损停止了反抗的扭动,趴在李麻子的胸口,然后用手去拉李麻子的拉链。李麻子很兴奋,也赶紧脱下小损的裤子。后来,他们互相口交,然后做爱,最后亲吻了一下,就抱在一起睡去了。
  不用说,这是李麻子做的白日梦。
  事实是在小损的严词拒绝下,李麻子的手只能继续在上半身无奈地游走,把每个旮旮角角都摸了个遍。这样日复一日,没有小损进一步的松口,李麻子很快就烦腻了。所以,虽然李麻子和小损谈着恋爱,却仍然遭受着对男人来说残酷无比的性压抑。这样的压抑在李麻子身上落下了病,以至于后来与一位裸体美女躺在床上很长时间都无动于衷。他说:“刘敏光着身子睡在我的左边,我轻轻地摸着她,没有感到如火的激情,背上却莫名地出着阵阵虚汗,不断觉得有丝丝凉意环绕着我。”
  但他是爱小损的,这一点不含糊,不能因为没有性生活就提出分手。所以那段时间,李麻子体会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次人格分裂,为日后进军文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但他们还是分手了。当然,不是因为没有性生活,而是因为精神上无法沟通。虽然当时他们还没听过柏拉图的爱情斯宾诺莎的幸福什么的,只听过张信哲的新专辑,但也知道合得来就在一起合不了就分,爱情是不能勉强的。
相反,作者我就不如李麻子那么洒脱,总是优柔寡断,伤害了别人也伤害了自己。但这里主角是李麻子,我的戏份有限。如果有人对我的爱情故事感兴趣,欢迎私下找我,可以细说。不过,
  仅限女性:
  漂亮,身高一米六左右,体重正常,总体偏瘦更好;欢迎一夜情爱好者,可以口交,严禁带口罩;四川人优先,有钱人靠后,共产党免谈。


  李麻子先做两道2003年高考文科综合题:
  30.艺术创作需要坚实的生活积累,正如王夫之所说:“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坎。”这表明:(C)
  A.认识事物要发挥主观能动性   B.认识是人脑特有的机能
  C.认识来源于实践             D.认识是透过现象看本质
  32.与前述尊重多样文明的立场相反,国际上有人认为文明之间的冲突将是未来国际冲突的焦点。这种观点的错误之处在于:(D)
  A.不能正确认识量变引起质变的规律   B.不能正确认识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
  C.不能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     D.不能分清事物发展的主流和支流
  不得不承认,我们的教育改革一直都在飞速地前进着,原地踏步的只是些狗日的出题人。不得不承认,我们拿着达闻西发明的太阳能手电筒啊,双腿夹着灵魂,赶路匆忙。
  在周星驰著名的反共影片《国产凌凌漆》中,罗家英演你妈一个中共的御用发明家达闻西,他善于发明一些间谍武器,最厉害的就是太阳能手电筒了:有光照着它,一定亮;没有光的时候,绝对不会亮。——当没有光的时候,建议用另一支手电筒照着它使它亮。
  我这里当然不是想用做无用功的达闻西来比喻我们辛苦的教育工作者,我只是要让李麻子回忆他的故事。李麻子也说,近年来报上大张旗鼓地刊登高考题,是不是有什么预谋,要故意暴露出题人的弱智?
  ……
  像每一年一样多灾多难的1999年,李麻子在7月7日这天终于踏进了考场。在此之前,虽然每天半夜三更才能睡觉,但夜晚的天空总是星斗阑干美丽得很;虽然白天的课上不完题也做不完,但阳光也是灿烂无比让人对未来向往得不行。日子虽然苦涩枯燥,但有希望就有力量。不像大学第一个学期的一天,李麻子独自站在空旷的操场上,只觉得头上满是乌云,星星们似乎都搞乱伦去了,挤在银河旁边的小阴沟里,不敢出来见人。
  希望之一来自高中班主任的一句话:“你们苦这一年,上大学以后就轻松了,一周只有几节课……”简直就是天堂嘛!
  希望之二来自对北京的向往。和很多四川土老坎一样,李麻子渴望去北京读书。一想到通过高考可以合法地在北京生活,再苦再累再变态也能熬过去了。北京一直都是我们四川人向往的文化中心,谁不信可以去调查,在五道口贩卖旧书的老板们,很多都是从四川去的。
  当希望一和希望二在李麻子心里叠置时,有一点音乐基础的朋友一定会敏感地意识到,如果它们下面再添上一根音,三和弦就成了,生活就将充满音乐。这里,我有幸告诉全天下的音乐爱好者们,事实也正是这样发生的。那年1月,一位半疯的女人给李麻子的高三生活带来了意想不到的低沉根音。当然,根音虽然低沉,一旦它成为和弦的一分子时,效果就不一样了。因为它们一起构成的不是某些不协和的狗屎和弦,而是明亮又清脆的大三和弦。
  李麻子还清楚地记得她第一次出现的情形。那天的天空有些阴,风不是很大,但很冷。由于加穿的那件毛线衣太小,李麻子一上午都感到十分难受。第二节课课间休息时,刚从厕所出来的他发现一大群人往校门方向涌去,像是闹暴动。因为不到放学时间校门是不开的,一定是出了什么重大事情才会让这么多人奔校门去。李麻子拉住一个熟人问究竟,那人一边跑一边叫他快去看,一个女人在大街上裸奔。
  当李麻子快步到达校门口时,已经没有一丝缝隙可以看见外面的大街了。越来越多的人拼命往前挤,挤在最前面的人直往铁门上爬,转过头来大声叫着一些根本听不清楚的话,打着手势让人群往后退。两个平时耀武扬威的校警被堵在门卫室里出不来,朝着离他们最近的人骂着,也许有人还嘴,那个长得像周永康的校警随手绰起旁边的棍子劈头就打过去。
  也不知道前面的人看见裸奔没有,起哄的人包括李麻子在内反正不在少数。Z国的学生就是这样,一遇到看稀奇看古怪的事情,总是特别来劲。
  不过事态并没有如反革命想象中的那样扩大,人群终被驱散。在李麻子印象里,人群是被上课铃声驱散的,一上课大家都乖乖地朝教室里跑去。很奇怪,那么乱的场面,大家都能听清破响破响的铃声。
  回到教室,世界就不再像平常那样苍白了。为了证明自己关键时刻在场而没有缺席,张大炮抢先发言说自己看见了裸奔,黑黑的一丛毛也见到的。吕洞说那个女人还很漂亮。黑强纠正应该说曾经很漂亮,现在疯了就不漂亮了。一伙人附和黑强认为他讲得有道理。张大炮又站出来嘲笑说你们根本没见到只知道乱猜。陈莽子不屑这个话题,说一群瓜娃子,屁的美女在裸奔,潮慌了。
  但真有女人裸奔这件事。当天中午,李麻子没有回家,在学校对面小商店买面包时看见了她。当时,她披头散发往前冲着,大声地哭嚷,发疯了似的。很多人走上街去看热闹,但没有一个人敢去接近她,她靠近时都赶忙躲开。她就一直跑,跑到街口的喷泉边才停下,然后身子一软,倒在地上。
  第二天下午,李麻子请假去医院看病,路过政府时被许多正在游行的工人挤进了对面的小巷。在小巷里那间男厕所里,李麻子第二次遇见了她。
  李麻子走进厕所,看见她正背对门口待在一个阴暗的角落里。虽然穿上了衣服,他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她,因为不可能有第二个人可以给他同样的感觉。其实,是她在墙上写字的声音首先引起了李麻子的注意。她蹲在地上,仍然披头散发,一边写着,一边不时地小声嘟哝着什么。李麻子发现,厕所墙上密密麻麻的,全部都是字。
  后来因为观察仔细,李麻子注意到县城里有很多这样的厕所,年久失修,等着与小巷一起被拆掉。墙上写满了辱骂当地官员和政府的话。相对文明一些的诸如“××修的宾馆是妓院”,“×××的亲戚××出卖了××厂”,“×××是屁儿心心都是黑的贪污犯”等等。
  疯女人发现李麻子正看着她,于是停下笔,也扭过头望着李麻子。李麻子凭直觉认为这个女人不会伤害他,就站在原地没有动。他看不清楚她的眼神,不知道她是惊奇,惶恐还是愤怒。
  后来,大概过了一两分钟,疯女人站了起来,拖着身子向李麻子走过去。李麻子终于看见了她的脸颊、眼睛和鼻子。她大约三十多岁;假如憔悴的面容能够夸大年纪的话,那么她就只有二十多岁。他们说得没错,曾经是一个美女。不过此时,她的眼睛里没有光,四肢也明显没有力气。李麻子显得很镇定,注视着她,想等她说些什么。
  疯女人站在李麻子面前,伸出右手,轻轻地抓住李麻子的左手。随后,她用软软的力气握了一下,然后颤抖着把它们举到头顶上方。她全身都在抖着。李麻子却是出奇地冷静,任凭一个陌生女人摆弄自己。接着,她向前挪了挪,将身体贴住他。那两只还停在空中的手渐渐放下来,一起下落,一直伸到她的裤子里面。
  ……
  所以,当李麻子在2003年的夏天看着自己高中毕业四年之后的高考试卷,脑子里同时浮现出以上情景时,时间就仿佛乱了套。不是意识流式的假打,而是现实主义式的乱套。白不白活还在其次,恶之花的是,大出复习资料的如海淀黄冈之流简直赚安逸了。
  为了写这一节,我在新华网2003年3月26日的报道里找到这么一则材料:安徽凤阳某镇经历两次“精兵简政”,干部总数却由改革前的95人“精简”到了116人,而镇里对上级领导的汇报材料中称“机构改革大见成效”。
  我这里当然也不是想把各个领域的改革者互作比较,我只是想起了U2的一首歌《New Years Day》而已,歌里这样唱:“And so we're told this is the golden age/And gold is the reason for the wars we wage。”李麻子一代听起来就是这样的:“我们被告知生在一个幸福的时代,而幸福就是让我们变成机器人的理由。”是的,机器人,ji,qi,ren。
  就是不知道这些机器人,是否会梦见电子羊?

 

             李麻子作文(四):《入团申请书》

敬爱的学校团支部:
  你们好!我是初二·二班的李麻子,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我通过学习团章,知道了共青团是党的得力助手,是党培养新一代革命人才的队伍。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基本任务是: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社会主义基本路线,团结广大青年,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努力为党输送新鲜血液,为国家培养青年建设人才。在班里团员的帮助下,我意识到了要想做一个优秀的青年,就必须加入共青团。
  我在班上成绩中等,热爱体育锻炼,热爱祖国,热爱团组织,尊敬老师,团结同学。在家里尊老爱幼,经常帮助妈妈做家务。在班上我担任英语科代表一职,工作认真负责。希望能加入团组织,为祖国、为人民做出更大的贡献。当然,我也有很多不足,我将从现在开始努力改正,以实际行动迎接团组织的考验!
  如果我被批准了,我一定会遵守团的规章制度,以先进团员为榜样,认真完成团交给我的每项任务,努力学习,戒骄戒躁,做一名合格的共青团员。如果我落选了,也绝不灰心丧气,虚心找原因,积极努力争取早日加入到团组织去,好为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此致
  敬礼
                         
                        申请人:初二·二班 李麻子
                           1995年3月29日

 

                李麻子作文(五):《假如记忆可以移植》

  假如记忆可以移植,我希望把它移植给辛苦的园丁我们的老师,让老师们自动拥有对一科知识完美的记忆,这样,他们在教学的时候就不会出错,能教给学生最正确的知识。当他们批改作业和试卷时,也不用去查找大量的数据资料,能够把每一道试题的标准答案牢记在脑子里,从而会减少很多人为的阅卷失误。
  我有一位姓张的老师,他年纪很大了,上课的时候经常把简单的题讲得很复杂,而且翻来覆去地讲错,常常忘记前面刚讲的东西。但如果让他退休的话,年轻老师又没有像他那么丰富的教学经验。所以我就想,假如记忆可以移植的话,张老师就既能拥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又能拥有超强的记忆力,那他将会培养出多少社会栋梁之才,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啊!
  假如记忆可以移植,我希望把它移植给科学家,让科学家们不再为公式和理论烦恼,把自己的全部心思都用在发明与创造上面。试想,假如科学家把学习理论背公式的时间花在发明与创造上面,我们社会的科学发展将会是多么地快啊!
  我有一位远亲是搞科学研究工作的,我放假到他工作的地方去玩过,发现他常常为查不到以前的资料而焦虑,从而使工作进行不下去。而且很多数据都要求精确,不能出一丁点差错,这就很考人的记忆力了。但人不是机器,难免出错,有一次就是因为找资料的人把日期看错了,就把整个研究毁掉了。假如记忆可以移植的话该多好啊!
  假如记忆可以移植,我希望把它移植给人民警察,让警察们可以记住每一个犯人的相貌特征,以及习惯的作案方式。这样他们缉拿凶手将会顺利得多,党和人民的财产就能最大限度地得到保护。
  我舅舅是一名警察,平时工作热情,任劳任怨,多次受到领导的表扬。但有一次,因为一名罪犯从他眼皮底下溜掉了,被单位上很厉害地批评,还被扣掉了一部分工资。当看着舅舅布满皱纹的脸庞时,我就想,假如记忆可以移植,他就不会这么累的工作,而且还容易放走罪犯了。
  假如记忆可以移植,我希望把它移植给医生,让他们记住所有病的最佳治疗方法;假如记忆可以移植,我希望把它移植给焦裕禄式的好干部,让他们记住按时吃药;假如记忆可以移植,我希望把它移植给千千万万的劳动人民……

(四年后的李麻子注:《假如记忆可以移植》是1999年的高考作文,写时很紧张。那年《科幻世界》在高考后利用它大力炒作他们的杂志,吹嘘怎么样怎么样之类的,于是李麻子对天发誓,从今以后再也不看这本曾经还订过的杂志。)

 

  2003年3月18日《中国经济时报》这样曰:“去年重庆市高考升学率高达85%,高出上海5个百分点,北京15个百分点。高升学率背后的原因却是,重庆初中升高中的比例很低,大批学生在此阶段就被淘汰,能有机会考大学的学生基数很低。目前,重庆共有高中222所,但大多集中在主城区,许多区县仅有一两所高中。这个数字暴露出重庆乃至西部教育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在依法‘普九’使农村孩子有更多受教育机会的同时,作为非义务教育的高中段却显出巨大缺口。”
  六年级一班乒坛双子星施瓜皮和徐书神三生有幸生在了西部一县城,很光荣地成为上帝的选民,为县第一中学的高考靠高的升学率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李麻子所在县城的情况与重庆略有不同。作类比的话,这个县城只相当于“许多区县仅有一两所高中”里的“县”。县城加乡镇共有五所高中,但只有一所高中有高的升学率(牛逼中学的牛逼高中)。简而言之,要想考上大学就最好上它,要想考好大学就非得上它不可。又因为,要有把握高中上它的话,最好初中时就上它,先上手为强,所以小学到初中的升学考试也很关键。那年,是李麻子、施瓜皮和徐书神从二小毕业那年,由于一小的一个老师违反了考试的游戏规则被查出,上它的方式就变得像日动物。
  日这头动物的过程是这样的:⑴一小的这个老师(他也是出题老师)给班上的学生漏题(包括语文和数学与自然即全部三科);⑵全县统一考试;⑶全县统一阅卷;⑷公布分数,这个班的分数高得不正常;⑸不知遭到谁的揭发与抗议,牛逼中学的录取方式临时改变:不管考多少分,都在8月29号这天来报名,过了这天就不报,(除非有钱有权);⑹分数依然有效,只不过作为学费的参考,如260—270段的缴多少,250—260段的又缴多少等等;⑺李麻子的舅妈和施瓜皮的老妈老早得到消息,当天在挤成肉饼之前终于报上了名;⑻徐书神遭遇信息不对称,沦落到上非牛逼中学;⑼对世界上所有排行榜最具侮辱与损害的是,96级1班周扒皮开学时是全班第一名,到期末时就成了最后一名;⑽这一年,牛逼中学在只有鬼知道有没有弄虚作假的情况下升为省重点。
  高手过招,走十步立见分晓。江湖险恶,要死,就不得活。
  所以,当施瓜皮和徐书神三年后在县职业中学军事班重逢时,高手只剩下了李麻子一个。李麻子顺利通过升高中的考试,施瓜皮则败在了金钱和分数两大贱货的身上。
  职中军事班,是职业中学办的教人当兵的班,学两年,然后去部队。
  施徐二人在军事班学会了一门手艺(压韵)——唱黄家驹。施瓜皮感情细腻,最喜《真的爱你》;徐书神社会责任感强,尤善《Amani》。李麻子听过他们在卡拉OK厅的表现,评价说唱得还可以。
  施徐二人在军事班还学会了另一门手艺(不压韵)——打群架。徐书神身强力壮,捡起地下的砖头往上冲;施瓜皮眼光敏锐,看见飞来的砖头闪得快。李麻子从来没有见过他们的群架现场,据说血流是经常如注。
  不过,在八一解放军面前,会唱黄家驹和会打群架都是小儿科,都没有关系加金钱来得硬肘。虽然徐书神和施瓜皮家都没有多少坨,但徐书神父亲军事过硬,在部队上还是稍微吃得开,所以两年后的徐书神被安排到青岛去当了兵。而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面都不合格的施瓜皮只有乖乖地听从组织的安排,到新疆去怒视疆独。
  送新兵的前一天,施瓜皮的母亲下了岗,但她把儿子当兵看成是家里的一件喜事,仍然红光满面精神抖擞。第二天早上5点过,去送行的李麻子睡眼惺忪,施母却像八九点钟的红太阳。车子开走后,她还不停地向同来送行的其他家长讲他儿子终于有出息了,这孩子从小没了父亲,现在长成了大人,总算是不容易。
  这些都是李麻子亲口告诉我的。他还说,当施瓜皮前几年从新疆回来却没有工作分配给他时,施母才明白世界已经变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日子早就一去不返,无钱就是一坨屎。闪闪的红星也好,忠于革命忠于党也好,让你是坨屎,你就是一坨屎。
  后来,施瓜皮去学了开车,连考带买了驾照,成了出租车司机,至今。至今,徐书神还在沿海一带,不知看清黄家驹的天真没有,不知混到哪一级了?
  施瓜皮还从新疆带了一把吉他回来,有一根弦一直是断的。

  除了施瓜和徐书,这里另有一个角色叫张舵爷,是李麻子的高中同学,成绩差。因为学校怕影响升学率,叫他提前回家休养生息,不要报名参加高考了。
  除了施瓜和徐书,这里另有第二个角色叫王胖子,高李麻子一级,成绩一般。因为他老子是学校里的一个大官,所以有一年的保送名额属于了他。
  除了施瓜和徐书,这里另有很多个角色,都是李麻子重点中学的校友。他们叫小三、黄鳝、烂人、淫魔、河马、电机、毛毛虫……
  除了施瓜和徐书,这里还另有很多个角色,都是李麻子非重点中学的朋友。他们叫猴子、夜叉、火批、龟头、闷得儿、大奶妈……
  除了施瓜和徐书,这里仍另有很多个角色,都是李麻子不认识的。这些人,也许没有名字。
  ……
  干革命总是需要有人牺牲的,这是中国人的优良传统。虽然铁轨上的尸体让月台周围或荒郊野外充满臊臭味,但弱者的肉身与骨头渣渣终究挡不住飞快前进的车轮。我们不要注视静止的枕木,应该去谛听欢快的汽笛。车厢里灯火辉煌,从车窗上反射到车厢里的光亮亮到足够能让外面的无边黑夜足够安心地埋葬足够多的死人。施瓜皮和徐书神倒下去了,李麻子却站起来了。上个世纪末,李麻子就乘坐着这样的高速列车,从小县城绝尘而去,直接杀入大城市,高高兴兴地进大学深造鸟语。
  所以,就不要像不懂音乐和艺术的盘古乐队那样,随口就嚷嚷道什么“中国有太多耻辱的纪念日,并且还在一刻不停地增加”,什么“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克拉玛依没有了鲜花”,还有“325条人命/10多条官僚踩着这些少年的躯体高喊着让领导先走/得到偷生,保住狗命/人们将在每年的12月8日纪念这些死去的亡灵/人们将在每年每月每日每时每分记住那可耻的声音/同学们让领导先走”。
  这就简直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
  公开、公平、公正地说,给李麻子们垫背的施瓜皮和徐书神还好,至少被普了九,义务教了育。当他们三个偶尔回想起小学的同窗时,那才叫同学们让领导先走——在县上所有牛逼的和非牛逼的中学里,六年级一班一半以上的花样少年都没有在1993年的新学期出现。据说他们不是种田东篱下就是悠然卖鸭子去了,要不然就打工南海边——1992年不是刚刚有人在那里画了一个圈嘛。
  当然,这种事情有文化的人听得够多了,我也不想讲了。反正不管怎样,他们不会人间蒸发掉的;是死是活,党都会给人民一个满意的交代。

 


【VS.“党”】

  “闲时吃稀,忙时吃干。”(P277)——毛泽东
  尤凤伟的《中国一九五七》是这样开头的:“北京人大都知道西城区有个草庙子胡同,就像重庆人知道歌乐山有白公馆渣滓洞一样。……”
  知道歌乐山有白公馆渣滓洞的肯定不光是重庆人,但知道歌乐山上有所外语学院的恐怕就只有重庆人了。就是在歌乐山上的这所二流大学里,我完成了大部分《似水流年》。几度想放弃这篇不知何时可以换成稿费的东西,但一听到时不时从学校旁边烈士墓里传出的《国际歌》,就让我莫名其妙地充满激情,希望将嘲共的任务进行到底。
  “共产党挂在口头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实际掌握的却是‘大人物从宽小人物从严’。从肃反说起,‘历史反革命’中的国民党高级将领被枪毙的甚少,有的抓起来关关就放了,还有的一‘统战’就做了大官,而对那些小巴拉子就毫不留情了,相当一部分被‘突突’,剩余的被判以重刑。”(P410)
  有一位网友回我的帖子说我的文章很有勇气,我觉得有必要澄清一下。我不愿意一谈到反共就扯到有勇气什么的,对我来说,把政治元素拿来开玩笑,是一种再正常不过的娱乐方式了。娱乐里没有政治的话——就如中国内地的娱乐节目——所有的笑声都将是残缺的。我完全是秉着真正的娱乐精神写的这篇小说。第一章讲到的写作动机,我也要重复一次,很简单,与颠覆什么建设什么主义什么狗屁什么没有关系,完全是因为反正活着也是活着,我又不玩传奇和CS,不找些事情来做,闷得慌。
  “陈涛哼了一声,说:这儿饿死人我负责,那么兴湖饿死人谁负责?全国饿死人谁负责?要是有人站起来负责,我也负责。龚教授说谁说没人负责?中央早就指出有人要负全面责任。陈涛问谁?龚教授说赫鲁晓夫。”(P276)
  关于勇气,话也是这样说的:患难之中见真情。鸟语是什么friends什么indeed又什么need,意思就是说不到关键时刻谈勇气就是提虚劲,就和重庆人经常在酒桌上喊耿直是一回事。《中国一九五七》中最有勇气的冯俐恰恰是一开始最不关心政治的人,一开始喊牛逼的人到最后一个比一个闪得快。
  “陈涛哼了声,现在许诺什么都是靠不住的,攻守同盟这一套对付日本人和国民党还行,对付共产党可是打错了算盘。”(P338)
  求党不要把我抓起来就好,锦涛和家宝保佑我,用嘴治好我的结巴。
  “现在革命的形势发展很快,无论被抓被放都是革命的需要。”(P504)
  也求人民群众不要怪罪我,用汗增加我的力量。
  “所有的事情都是让龚和礼这样的抗拒改造分子搞糟的,本来中央不想把我们关这么久,可有些人就是不识趣,自以为有点学问有个教授学者头衔就可以不买共产党的帐,就可以摆清高拒改造,须知胳膊是扭不过大腿的。”(P272)
  今天七月,新年快乐!
  “奶奶的,不信在共产党的天下能让他妈的邪气占上风。”(P457)


  尤凤伟的《中国一九五七》是这样开头的:“北京人大都知道西城区有个草庙子胡同,就像重庆人知道歌乐山有白公馆渣滓洞一样。将其相提并论自会使人想到前者与后者一样不是个温柔瑞祥之地。”
  同样,歌乐山上的几所学校也不是什么人呆的地方。李麻子来到其中一所鸟语学院读书,没多久就感到了生命的无聊与空虚。
  人在一辈子要做许多复制粘贴复制粘贴的事情,并且很快地遗忘,但多半会记得很多个第一次。导致大学生李麻子空虚的事情也太多太多,不过第一把空虚之剑刺来的那一刻总是让他记忆犹新。那是刚进校没有多久,系上举行了一